翻看胡惟庸的历史档案,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这个人只有后半生,没有前半生。

　　公开的历史资料很少讲到他的身世,连生日都无记录。所以胡惟庸的年龄始终是谜。这说明什么呢?胡惟庸这个人没有显赫的家族出身,他是人到中年发迹后、才被历史留意的。

　　那么这个不起眼的胡惟庸,是怎样从被历史遗忘角落走上历史前台呢?

　　史书没有此人的出生年月,但却都清清楚楚地注明了此人的籍贯,他的老家——濠州定远县。濠州,位于今天安徽省蚌埠凤阳一带,定远县当然也归其管辖。可见,胡惟庸这个人没有显赫的家族,但却有着显赫的籍贯,他的老家比较有名。用过去的话来说,濠州属于龙兴之地,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很多义军教派都云集在这里,其中就包括朱元璋的明教红巾军。正是这支军队,后来从濠州打遍全国,成了大气候。

　　所以,可以说胡惟庸出生在革命根据地,这个老家注定要给他带来不平凡的经历,纵观其后半生的经历,他的好运和厄运果然都与这个籍贯有关。关于这一点,稍后的故事会展开。这里,我们还是先从胡惟庸早年身份说起。

　　那么胡惟庸早年是干什么的呢?一些野史和笔记小说偶然提上一笔胡惟庸早年身份,主要是两种说法,一说是个私塾先生,乡村民办教师,教书匠,二说此人是个元朝小吏,大概也就相当于宋江之流的“押司”文书。不管是哪种角色,可以说他在旧朝混得并不好,于是天下大乱,本乡本土出现朱元璋这支起义军后,胡惟庸也反了,投靠了朱元璋这支反元武装。

　　我们今天看胡惟庸举动,应该说,他也是个有想法有点胆量的文化人,参加反政府武装可是杀头之罪,你知道哪朵云彩下有雨?朱元璋这支队伍一定能成功?一旦失败了,谁也活不了。可见,胡惟庸也有搏一搏心理,不想一辈子混下去,参加起义军,就是希望在乱世一搏,改变自身命运。

　　然而,虽然胡惟庸有点文化有点墨水,但在朱元璋手下,起初并没有得到太多青睐。史料显示,元至正15年,即公元1355年,胡惟庸投靠朱元璋这支部队,得到了什么职务呢?元帅府奏差。给领导跑跑腿取点文件报纸什么的,相当于现在的通讯员。绝对属于小角色。

　　那么,早期胡惟庸为何没在朱元璋阵营显山露水?

　　因为此时朱元璋正处打天下阶段,他最稀罕的是两类人才:一是运筹帷幄的军师谋士,像刘伯温朱升那样的,能够提出高瞻远瞩、“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的伟大战略;二是冲锋陷阵的将军武士,像徐达常遇春那样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这两种人才,胡惟庸均不在其列。胡惟庸不懂军事,不会打仗,朱元璋这支起义军打了很多著名战役,没听说有一场是胡惟庸参与指挥的,甚至连参与都都没有。所以,这样胡惟庸是很难在早期朱元璋阵营冒出头来。

　　但是,老天饿不死瞎家雀,凡是称得上是奇葩人物的,一般运气都不错。胡惟庸也是这样的人。本以为这辈子没当大官命的胡惟庸,在投靠朱元璋的第十二个年头,突然时来运转。迅速从基层上调中央,不断被委以重任。

　　为什么胡惟庸会突然发迹?

　　很多历史小说将胡惟庸的发迹归结到,他的人脉发生了质变。此间,胡惟庸结识到了一个大人物——朱元璋的大秘李善长。这个李善长从朱元璋起兵时就跟过来,做朱元璋的掌书记,是朱元璋的第一笔杆子,他与朱元璋胡惟庸三人同为濠州人,不过他与胡惟庸还近一层,不仅同州而且同乡,都是定远县人,纯老乡。在胡惟庸的巴结下,据说主要是送了黄金二百两,也有说是送了三百两黄金,总之是下了本,砸到老乡跟前,李善长一看,这人不错,会来事,于是就认下了这个老乡,成为胡惟庸的伯乐。这个原因纵然不差,但我认为却不是最重要原因。

　　那么,胡惟庸发迹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呢?

　　那是因为,此时中国,发生了两个重大历史转折变化——改朝与换代。

　　我们知道,朱元璋这支起义军,在公元1367年成了大事,完成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大业,灭了蒙元,建立大明王朝。朱元璋顺理成章成了开国皇帝。

　　就在此后,胡惟庸时来运转。不是他突然长本事了,也不仅仅是李善长的推荐之功,而是朱元璋的用人标准发生了变化。打天下之后要坐天下,改朝之后,便要换代,此时一个开国皇帝历史定律便残酷显现出来,什么定律?“兔死狗烹”。开国皇帝要杀功臣杀战友了。贫农出身的朱元璋当然也没摆脱这个历史规律,建国后他最需要的人才,已经不是打天下的谋臣武将,而是打掉这些功高盖主的谋臣武将的“棍子型干臣”了。什么叫“棍子型干臣”?那就是拥有奴才的忠诚、酷吏本领、没什么资历的臣子。胡惟庸恰在此时入了朱元璋法眼。

　　史料显示,公元1365年,已经在基层奋斗了十年的胡惟庸,只做到七品芝麻官——宁国知县。但自改朝换代的公元1367年起,原为知县的胡惟庸就成了火箭式干部,由地方进入中央,洪武三年,进入中书省,任参知政事。洪武六年,拜右丞相,洪武十年即公元1377年升任左丞相。

　　这里我们要顺便说下明朝建制,明初时的建制与历代相仿,最高政府机构是中书省,中书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是丞相。如果说中书省相当于现代国务院,那么参知政事就是国务委员,丞相就是总理,而大明丞相分左右,左丞节制右丞,右相为副,左相为正,为百官之首。

　　也就是说,胡惟庸由一个地方官成为百官之首,用不到十年时间。

　　朱元璋在启用胡惟庸前,曾征询过开国第一元勋刘伯温意见:你看老胡这个人怎么样,我打算把他提起来。刘伯温说了一句著名评语“譬之驾,惧其偾辕也。”你拿它当驾辕马,恐怕是要。根据后来胡惟庸事发,人言刘伯温果然神算。但是我要说他不明就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难道朱元璋比刘伯温眼力差?

　　不管我们今天怎么评价朱元璋,甚至说他是暴君也不为过,但此人却始终有个长处:在看人上非常准,堪称用人大师,否则前期也不可能成就天下。当胡惟庸站在他面前,他一眼看出,这是根很好棍子,决定把这个“棍子”抬起来,用以打倒那些翘尾巴的开国功臣。

　　至于驾辕马,朱元璋不担心。他想,别忘了车老板是谁。我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部影片《青松岭》,讲述一个英雄车老板,专能驯烈马,别的车老板马毛了都惊慌失措,而他一鞭子就能把马抽服了。朱元璋就是这样的车老板。他用胡惟庸,是想用其长,至于其短,完全在车老板掌控之中。

　　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胡惟庸。他虽然没有徐达那般横刀立马的武功,也没有刘伯温般运筹帷幄的谋略,但却有他人不及一些特长。哪些特长呢?

　　《明史·奸臣传》记载,自洪武三年起,胡惟庸“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这段史记,清楚说明胡惟庸受宠的原因——迎合朱元璋,同时也引出了他的政治作为与特长。什么特长?主要特长可以概括为两个字:整人。用明代史学家王世贞的话说,胡惟庸这个人“阴刻险鸷,众多畏之”。说胡惟庸就像凶猛的老鹰,群臣大都怕他。而我以为,用棍子比喻胡惟庸更为恰当。

　　纵观胡惟庸就任丞相后的主要政治作为,就是帮助朱元璋整人,作为朱元璋手里的一根“棍子”,朱元璋想整谁,胡惟庸就打谁。

　　那么,胡惟庸帮朱元璋整了哪些人,都是怎么整的呢?

　　我们知道,胡惟庸是朱元璋任用的最后一个丞相,胡惟庸之前,朱元璋任用过四个丞相。这四个人下场悲惨,或多或少都与胡惟庸有些干系。

　　先说第一个丞相。李善长。

　　我们知道,大明建国伊始,朱元璋就任命自己的大秘李善长为首任左丞相,但李善长没干多久,只做四年,就病退了。李善长病退时58岁,不是很老,得的也不是大病,后来回到家里养了不到一年就好了。

　　这和胡惟庸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李善长在任左丞相时,胡惟庸是参知政事,地位仅次于丞相。李退下来就有可能轮到胡接班。虽然李善长是胡惟庸的恩人伯乐,胡惟庸对李善长也是毕恭毕敬,但朱元璋却有自己盘算。

　　不少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打天下时的朱元璋队伍,主要靠两大地方派支撑:以刘伯温为首的浙东派,李善长为首的淮西派。建国后,这两派各自形成两大党争集团——浙东集团和淮西集团。本来,胡惟庸、李善长这批人和朱元璋是一伙的,都是淮人,所以在朱元璋弱化浙东集团时,胡惟庸李善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浙东集团势弱,尤其是李善长独揽相权时,朱元璋又不能容忍李善长独大了。

　　朱元璋深知,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道理。所以他想分化淮党,让胡惟庸挤走李善长、避免二人绑在一起,从而让胡惟庸专心为自己卖命。朱元璋的设计得到乖巧的胡惟庸配合。李善长在丞相这个岗位干得正欢时,身体闹点小毛病,大概也就是头疼脑热什么的,朱元璋就不断劝李善长,注意身体啊,不行就住院吧。胡惟庸也不停安慰伯乐,您放心病退吧,这里有我呢。最终目的达到。

　　再说第二个丞相,右相徐达。这位徐达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朱元璋手下第一军事统帅,开国前任征虏大将军,消灭蒙元的最后临门一脚就是他干的,是他率领北伐军攻占了元大都。建国后,他被朱元璋任命为右丞相,但时间很短不到两年就下来了,理由是调整工作岗位。徐达从丞相岗位下来,与胡惟庸没有直接关系,但胡惟庸也确实设计过徐达。据称是与徐达套近乎不成,反施杀手,买通徐达家人福寿,刺探徐达生活起居意欲图之,所幸这个福寿良心未泯,思来想去,对主人下不去手,最后和徐达坦白了。徐达于是向朱元璋状告胡惟庸:说这个家伙口是心非,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您也小心点吧。朱元璋听了,没有反应,胡惟庸未遭处罚。这说明什么呢?徐达这种超重量级的开国元勋,没有朱元璋的默许谁敢动他一根寒毛。后来,这位开国第一武将虽然没被胡惟庸搞死,但还是没逃出朱元璋暗算。那就是民间的“赐蒸鹅”之说。说徐达生了毒疮忌食发物,而朱元璋偏偏赐蒸鹅逼徐达吃,徐达含泪咽下,结果毒发而死。对于民间传说,不可全信,但也不可不信,总之胡惟庸敢挑战徐达,谁给了他熊心豹胆,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第三个丞相杨宪,他的垮台、死亡,与胡惟庸有直接关系。

　　这个杨宪资历比较老,也是很早就投奔朱元璋的一个幕僚,是浙东派的重要一员,因为他办事干练,善于搞情报工作,所以很受朱元璋器重,建国后,杨宪也进了中书省,徐达离职后,朱元璋让杨宪接班,做右丞相,和李善长搭班子。这个人呢,有一定的水平,但也有天生的性格缺陷。拿刘伯温的话来说,是“有相才无相器”,心胸狭窄,独断专行。这种性格不仅与李善长是冲突的,更要命的是,与朱元璋也是冲突的,从而引起朱元璋的不满。

　　于是,和李善长绑在一起的胡惟庸,抓住时机,向杨宪发起攻击。这个杨宪也活该倒霉,他的一个小辫子被抓到了。说杨宪有个外甥在科考中因抄袭当场被抓,杨宪为了遮丑亲自审理此案,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料,这个情报被胡惟庸搞到了,联合李善长举报杨宪,朱元璋令胡惟庸接受此案。于是胡惟庸大显身手,将杨外甥一通皮鞭子沾凉水,老虎凳辣椒水,你想,一个作弊者有什么坚强意志,结果很快招了:后台是我舅。胡惟庸上报皇上审理结果,建议严惩。

　　朱元璋更不含糊,马上宣判:判处杨宪死刑。

　　可见,胡惟庸在杨宪之死上,充当的是催命判官角色。

　　再说第四个丞相,汪广洋。

　　这个汪广洋是江苏高邮人,既不是淮西派也不是浙东派。他小时候是个神童,长大后成为著名诗人,论才学远近有名,所以他的出道和前几位丞相不同,不是主动投靠过来的,而是朱元璋慕名请来的。朱元璋起初拜其为相时,是刘备对待诸葛亮的期望值,谁知经过现实一验,方知此人不是诸葛亮,而是白面书生孙乾。汪广洋本质是个纯文人,胆小怕事。为相后一直战战兢兢,凡事不敢做主,所以在丞相岗位上三起三落。到了第三届任期,胡惟庸做了百官之首左丞相,汪广洋沦落到给胡打下手,为右丞相。在胡惟庸全面主持中书省工作期间,汪广洋基本上是尸位素餐,天天饮酒作诗,比美国副总统还闲还没用。但就这样,胡惟庸也闲他碍手碍脚,朱元璋也嫌他“无所建树”。汪广洋倒台事由“占城入贡事件”。洪武十二年,说占城国入贡大明,中书省未及时奏闻皇帝,私下就把贡品分了,朱元璋没捞着。得知此事的朱元璋怒不可遏,什么事不让他知道哪行,于是追查责任,胡惟庸装糊涂:不知道啊,礼品这事都归老汪负责。汪广洋有口难辩,被撤职查办,流放。朱元璋不依不饶,最后派人追上汪广洋,赐死了事。

　　就这样,在朱元璋挥舞下,胡惟庸这个棍子战无不胜。君相二人珠联璧合,进入了长达七年的“蜜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