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洋味儿十足的五大道上，位于重庆道的庆王府是唯一一幢以中式风格为主、中西合璧的深宅大院。高高的围墙里面，院落极为开阔，主楼是二层围合式建筑，墙体由青砖砌筑，外立面用爱奥尼克柱造型围成柱廊。踏上霸气十足的台阶进入主楼，迎面是金碧辉煌的中庭，一、二两层大厅周围有列柱式回廊，四周为居室。后院有一个大花园，假山、石桥、凉亭一应俱全，院中栽种七株北美黄金树，以北斗七星的布局排列，树龄都已近百年。

这处宅院最初的主人是太监总管小德张。

（五大道上的庆王府）

清王朝倒台后，小德张也来到天津寓居。他先是住在英租界盛茂道（今河北路），1922年，他亲手设计，在英租界墙外推广界剑桥道（今重庆道）上建起了这幢超级建筑。

太监还懂建筑设计？很多人会对此产生疑问。但小德张毕竟不同于韦小宝，他的确有此才能。小德张十五岁进宫做杂役太监，一年后被派入宫内南府升平署戏班学京剧武生，因为技艺精湛，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注意。在三十三岁那年，他受慈禧太后老佛爷的恩宠晋升太监总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多才多艺。

他一直喜欢画图，尤其擅长手绘房屋建筑图。到过故宫的人一定对宫内一座没完工的建筑印象深刻——那是故宫里唯一一座西洋式建筑，名为延禧宫，大家都习惯叫它水晶宫。这座水晶宫就是小德张的构思，宫殿以铜作栋，玻璃为墙，墙之夹层中置水养鱼，底层地板亦为玻璃制成，池中游鱼一一可数。遗憾的是，还没等水晶宫修好，辛亥革命就爆发了，工程只好半途而废。

在天津，小德张想为自己建一幢西式楼房。别人盖楼都请西洋建筑师，唯有小德张自己设计。他盖房子不考虑成本，什么材料好用什么。门檐窗户都是紫檀的，窗户上镶嵌着从意大利进口的彩色磨砂玻璃，上面绘有山水花草，笔法细腻纯熟。过厅和客厅的木隔断上刻着精美的雕花，天花板四角有鹤形、蝙蝠形的石头雕饰，中央悬挂着从德国进口的葡萄吊灯。房间内的装饰风格，既有东方的大方稳重，又有西洋的富丽堂皇。壁炉一侧有一架钢琴和一台留声机，另一侧是一个特别大的玻璃柜子，里面摆满玉器和象牙雕刻的工艺品。

这幢房子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进入院门后，有高高的宝塔台阶通向主楼正门。皇家九五之尊，皇上甚喜“九”，九、十八皆为皇帝御用。小德张曾权倾朝野，清廷虽已倒台，他仍不能逾越皇权，于是动了点儿脑筋，将入户台阶建为十七级半。看似十八阶，实则矮了半分。

1923年，小德张全家迁入新居时，正赶上他的母亲唐老太太八十寿辰，小德张为母亲庆寿，在大厅里装上小舞台，邀请京剧名伶李吉瑞、薛凤池、程永龙、小兰英等人粉墨登场，好不热闹。

1924年，清室第四代庆亲王载振到天津定居。

载振是庆亲王奕劻的长子，乾隆皇帝的玄孙。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被派任出使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并到法、比、美、日四国访问，写有《英轺日记》一书。回国后积极参与新政，奏请成立商部，后任商部尚书。前程似锦之时，发生在天津的一件风流韵事却断送了他的仕途。

（华商上海信成银行五元钞票上的载振）

他去吉林督办学务途经天津，袁世凯命段芝贵接待。天津有一女伶叫杨翠喜，色艺俱佳，载振一见大为动心。段芝贵见状，便把杨翠喜买来献给载振。载振回京后，在父王奕劻面前大大夸赞段芝贵，段由候补道跃升为黑龙江巡抚。当时刚刚创刊的《京报》载文此事，轰动京城。御史赵启霖奏劾段芝贵，于是，慈禧太后诏命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彻查。载振闻讯，马上把杨翠喜送回了天津。载沣、孙家鼐为保全皇室体面，复命“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赵启霖反以“奏劾不实”被革职，更加哗然。最终，清廷撤了段芝贵的黑龙江巡抚，无奈的载振亦请辞农工商部大臣职，自此结束官场生涯。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庆亲王奕劻病逝时已是民国年间，大总统黎元洪颁布命令，由载振承袭庆亲王爵位。也就是说，载振仍是国家承认的庆亲王。

（载振与杨翠喜）

庆亲王欣赏小德张的才华，对他设计的建筑更是赞不绝口。他太喜欢小德张的这所宅院了，想用自己在天津老城厢北马路的门脸房十余所和英租界墙外推广界都柏林道（今郑州道）上的十余亩空地作为交换，从小德张手中买下这所宅院。

小德张不缺钱，更不想把自己殚心竭虑设计的房子拱手相让，又没办法违背庆亲王的意愿。虽然此时大清朝已经亡国，但说难听了，旧时的主子毕竟还是主子，旧时的奴才也只能还是奴才；说好听了，是彼此念旧情，有恩义。思前想后，城府颇深的小德张最终痛痛快快地把自己的宅邸转给了庆亲王。

买下这所宅邸后，载振也效法小德张当了一回设计师——他在原建筑楼顶上加盖了一层，随后携全家正式定居天津，这幢房子成了新的庆王府。

天津庆王府仍保持了王府旧制。遗老旧臣章一山、严修、华世奎、张鸣歧、小德张以及大总统徐世昌等人都是王府的座上客。虽然与京城定府大街的那座庆王府实不能比，但这里也是奴婢成群，厨房里连厨师带伙计也有十七八个，每天备下的山珍海味、鸡鸭鱼肉达五十多种。

载振用巨额财富经商，和天津买办高星桥合办“新业公司”，又投资三十万元和高星桥合股在法租界杜总领事路兴建了劝业场、交通饭店、渤海大楼三幢大楼。

20世纪60年代，载振的三子溥铨写了一篇题为《我的父亲载振》的文章，其中谈到他在天津庆王府的生活：

“我父最喜观赏京剧，尤其爱听尚小云、谭富英的戏。当时尚小云、谭富英来津多是在春和大戏院演出。尚小云每次来津，都到府里拜见我父，他见到我父总是请跪安，我父让他坐，他才就座。我父有时送给他一些礼物，如玉器、牙雕、古玩等，有时也给钱，用信封装，数目多少我不清楚。尚、谭来津演出，我们全家几乎每晚都去看戏。中国大戏院落成后，每逢有名演员来津演出，我家固定订下头、二级包厢各一个。我父也很喜欢看李少春的戏，认为他是难得的文武全才。李来津演出，经常到府里拜望我父。我父很喜欢同他交谈，还和他一起照过相。李少春常住惠中饭店，我父总是让厨师做几样精致的宫廷菜肴和小食品送到饭店。由于李少春来津常与我父见面，外间传闻李是我父的干儿子，实际并无此事。抗战胜利后，我父年事日高，再加上时局动荡不安，就不去看戏了。当时府内有一间客厅，四壁挂满了这些著名演员赠送的剧照，有不少是报刊未刊出过或外面看不到的。”

直到1947年11月2日去世，载振在天津剑桥道生活了二十一年。他的晚年愈发落寞。皇族子弟们最喜欢的麻将他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平日里生活的主题就是听戏、养蝈蝈、养鸟。家里也很少有宾客来访，唯一经常与他走动的是当过清廷总理衙门大臣的那桐。

1949年以后，庆王府成为京津卫戍区司令部驻地，又有中苏友好协会天津分会、天津市对外友好协会、外经贸委、商务委和外事办相继在此办公。前些年，在经过修旧如故的改变后，庆王府对外开放，定位为高端商务会所。昔日的王府大院，在时隔几十年之后，成了时尚的新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