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有八个儿子，结果死的死，亡的亡，等到吕后势力彻底垮台时，只剩下了四子刘恒和七子刘长。刘恒被周勃、王平等人迎立为皇帝，即汉文帝。

　　文帝六年(前174年)，身为淮南王的刘长因犯下谋反、僭越等多种罪名，论罪当死，大臣们也劝文帝依法办事。对刘长的同党，文帝二话没说，斩尽杀绝。但是，文帝没有杀刘长，只是“赦长死罪，废勿王”，也就是免其死罪，废掉其王爵。

　　不杀归不杀，但就这么放了，也不合适。文帝斟酌再三，下令将刘长从长安发配至蜀郡，并要求“载以辎车，令县以次传”，也就是让刘长坐车上路，沿途县令要做好接力，从本县送到下一站。

　　大臣袁盎认为，这样做不太合适，说刘长性格刚强，遭此摧折可能受不了，万一再遇到恶劣天气，得病死了，陛下会背上杀害手足的坏名声。文帝说“特苦之耳，今复之”，只是想让刘长受点苦头，还会让他回来的。文帝交待，刘长这一路上，燃料、菜蔬、炊具、碗筷、床褥等日常生活用具要一应俱全，还特别指示“给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从居”，不但设施齐全，伙食要好，而且还有美女相伴。

　　文帝的安排“布告天下”后，辎车一路向西。结果到了雍县(今陕西凤翔县南)时，刘长死了。长安至雍县，约合现在一百七十公里，中间隔着不少县。若以每天二十公里算，差不多八九天时间。刘长的死亡原因，“乃不食死”。物资供应这么丰富，所谓的“不食死”，是而死，还是没得吃饿死了?

　　答案是后者。原因是刘长坐的辎车车门上被贴了封条。辎车，即一种上有帷盖、前后遮蔽的车;封条，即粘贴在门户或器物上的字条，表示封闭、封存或没收，以防私自开启和动用。车是封闭的，车门贴着象征皇命的封条，没有皇帝的命令，谁敢动?谁敢撕下封条?所以沿途县令“皆不敢发车封”，“肉日五斤，酒二斗”自然也就送不进去，“至雍，雍令发封，以死闻”。八九天困在车内，没得吃没得喝，能不死吗?

　　一边将优待刘长的事儿“布告天下”，一边又命人在辎车上做手脚，致使沿途县令“皆不敢发车封”，文帝表里不一的这手做得确实有点黑，与其留给后世的仁君形象差得很远。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文帝，刘长非死不可。

　　刘长“有材力，力能扛鼎”，常常“自袖铁椎”，因为宿怨，审食其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死在了刘长的铁椎之下，杀了朝廷重臣，刘长还满口道理，好似在标榜自己为民除害。除此之外，文帝即位后，刘长“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 “入朝，甚横”，刘长如此嚣张蛮横，与文帝以仁义治天下相悖，你这么胡来让文帝脸往哪儿搁?不过，文帝觉得就剩这一个兄弟了，算了，不追究了。刘长的事迹还有很多，如“从上入苑囿猎，与上同车，常谓上大兄”，“益骄恣，不用汉法，出入称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这些文帝都忍了。

　　其实，文帝最担心的是刘长会造反，因为刘长自幼丧母，刘邦可怜他，“令吕后母之”。刘长是吕后抚养成人的，自然与吕后在同一阵线，或者心里感激吕后;而文帝恰恰是众臣拨乱反正后登基的，与吕后界限分明。吕后虽死，吕后抚养的刘长还在，这就让文帝心里不踏实。果然，刘长真的要造反，文帝也只能对这个仅存的弟弟下手了。

　　平心而论，刘长走到这一步，与文帝的纵容是分不开的。刘长有小错误时，“上以亲故，常宽赦之”;刘长杀死审食其时，“孝文伤其志，为亲故，弗治”;结果刘长越来越嚣张，竟“不奉法度，不听天子诏，乃阴聚徒党及谋反者，厚养亡命，欲以有为”。难怪袁盎也认为“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至此”，说文帝对刘长放任不管，没有给他找个好师傅教导，才使刘长毁灭。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郑庄公。郑庄公对弟弟叔段欲擒故纵，坐等鱼儿上钩，最后以“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天理来收拾他。文帝此举，与郑庄公如出一辙。只是冤枉了那些无辜的县令，刘长辎车所过之县的县令全部被杀，云里雾里地给文帝当了替罪羊，这大概是文帝一生最大的污点。

　　六年后(前168年)，传来一支民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文帝听后，叹了口气说：“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邪”(文中所引均出自《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听文帝此语口气，并没有否认刘长是他害死的。有些事情过去时间长了，也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