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是一位儒家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对历史上的大儒们所描绘的理想境界羡慕不已。王莽一向认为，“承天当古，制礼以治民”，他议论决断，全部引经据典。新朝建立后，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把一切政令、设施都弄得古色古香，一部《周礼》几乎是王莽新政的蓝本。他认为所有改革都必须在儒家典籍中找到依据，或在他之前已经有人提议。因此，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为了与儒家经典不冲突，组织了大量人力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王莽的智囊班子全是儒学专家，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从各种古代典籍里找出路。史书是这样描写这类讨论的——“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由于长年参加讨论，一些官员长期无暇顾及政务，只好由人兼管，案件诉讼民政急务都没有时间处理。

　　于是，王莽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地名、官名、建筑名，能改的不和能改的差不多都改了。新朝建立伊始，王莽就改汉时的诸侯王叫做“公”，又依据《周礼》设置了许多新官，并将汉时的中央到地方的官吏名称全数改变，表示改朝换代，革汉立新，废刘兴王。

　　在中央官职中，更名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郡太守称大尹，都尉叫太尉，县令长叫宰，御史叫执法……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至于地名，也是从中央改到地方全部都改，改长安叫常安，长乐宫叫常乐宫，未央宫叫寿成宫。地方郡县名称改变更多，几乎是年年都改，一改再改，以致“一郡至五易名”，然而，改到最后，还是叫原来的名字。因为官吏和老百姓根本都记不住，所以，朝廷每次下诏书的时候，就不得不用它原来的名字附在新改的名字后边。比如，诏书说到“新平”，就得在后边附上“故淮阳”;说到“陈定”，也得在后边写上“故梁郡”。这种改革除了增加记忆的麻烦，影响效率，造成浪费，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以至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之外，无任何益处。

　　对待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王莽掌权后，为表现其“威德至盛异于前”，便改变了平等友好的态度，他命使臣收缴了西汉时发给匈奴的“匈奴单于玺”，而代之以“新匈奴单于章”，不但在匈奴前加以“新”字，且以“章”代“玺”，表明王莽降低了匈奴单于的政治地位，将匈奴以前与汉天子的平等关系降为与王莽的新朝诸王同样的地位，从而使匈奴成为新朝的附庸。这自然引起了匈奴单于的不满，加上其他一些纠纷，平静多年的北方边境开始紧张起来，战争一触即发。

　　在这种情况下，王莽不但不采取缓和措施，反而变本加厉，下令匈奴单于改名为非常滑稽又匪夷所思的“降奴单于”，又下令分匈奴全国为十五单于，这就引起了匈奴单于的公开反对。

　　同时，王莽遣使四出，把四方的少数民族纷纷由王改为侯，收缴印章，改变名号。这还不算完，王莽布告天下，改高句骊国名为“下句骊”，改匈奴为“恭奴”，单于改叫“善于”。这，简直就是脑子进水，没事找事，也只有王莽才能想得出来这些名号。这些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政策，不但起不到树立新莽王朝权威的作用，反而引起各少数民族的极大反感。王莽的文字游戏终于玩的过火了，匈奴开始侵扰边塞，边境地区吏民被掠杀者不计其数……

　　王莽在位期间其它的一些改革措施，也与他的文字游戏一样，但往往只注重形式，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讨论修改条令的文辞优美与否、是否符合经典规范上，根本不考虑是否会扰动民众和给社会带来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