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和元配夫人李蕙仙生有3个子女长大成人，即长女思顺(令娴)，次子思成，三女思庄。另外6个子女为第二夫人王桂荃所生。关于梁启超和这位夫人的关系，自始至终充满着神秘色彩，几乎现存的所有资料都对此讳莫加深，闪烁其词。

　　对此，只有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有所透露。据《革命逸史》所记，李蕙仙与梁启超结婚时，还带来了两名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不听使唤，不久被梁家赶出家门;而王来喜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交由她掌管。

　　关于王妹的来历，另有一种说法。说李蕙仙回贵州娘家省亲时，忽然在田野里发观，—位美丽健康的大脚姑娘，李氏即“将她带了一同回家”，“王桂荃在1902年才进梁家的门”等等。有学者考证，李氏婚后仅于1894年冬至1896年秋回贵州—次，戊戌变法后，她先从上海去澳门，后去日本，至1913年才归国。由于她是通缉犯的家属，所以不可能于1902年回贵州娘家探亲。

　　关于两人的同房时间，大约是在1902年冬天。当时，王桂荃已满22周岁，这位出生于四川广元、比梁启超小9岁的“王妹”，早已是妙龄女郎。入梁家十多年来，她朝朝暮暮陪着李蕙仙，服侍这位女主人，与李蕙仙结下姐妹之情。同时，她为梁启超磨墨送条，问寒问暖，与男主人相处，亦颇为亲密。王妹来日本时已18岁，她那苗条的身材、漂亮的脸蛋，温和的性格，热情的服侍，早已为名流才子梁启超所爱慕。但是，梁启超在维新运动中，已是一夫一妻制的倡导者，因而不便越雷池—步;而仆人王妹日日与这位名士才子相处，敬爱之情虽油然而生，但由于主仆身份的限制，亦不敢再向前走一步。

　　梁夫人李蕙仙出身名门官府、对封建家庭里三妻四妾视为伦理之常情，将大夫人为丈夫娶小妾视为贤德。李蕙仙发觉丈夫与王妹之感情有不可遏制之势，就来了个顺水推舟。这样，既可加深与王桂荃的姐妹情谊，又可以使丈人得到更好的服侍。基于这种考虑，李蕙仙主动向丈夫提出，成全他与王妹的爱情，纳为二房。梁启超听到夫人的这个决定后，如痴如呆，出乎他的意料。他由衷地感激夫人的宽宏大度，经过几番推辞后，就同意下来。梁启超在得到夫人的帮助后，只好放弃了一夫一妻制倡导者的责任，与王桂荃结为百年之好，对于他自己的主张，无疑是一种不小的嘲讽。

　　不过，也有人说，梁启超与王桂荃的同居，最初是背着李蕙仙的，而最初，李蕙仙也十分生气，醋海翻波闹了一阵子别扭。1904年秋，王桂荃生子思永。由于王桂荃生下了孩子，李蕙仙才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与王桂荃和好如初。由于各方面的顾虑，梁启超一直没有公开将来喜纳妾。

　　李蕙仙死后，王来喜自然成了第一夫人。她对梁启超晚年的生活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梁启超常在给儿女们的信中提到她。拒绝了红颜知己何蕙珍，却娶了传统女子王来喜，主张一夫一妻制，却最终纳了妾。善变的梁启超在婚恋上也同样矛盾多变。可惜迷雾重重，梁启超与王桂荃的个中情缘，我们不得而知，但王来喜是梁启超的第二夫人，却是不可置疑的事实，他们之间共生有6个儿女也是事实。这6个儿女是：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

　　梁启超则大约是考虑到自己有背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所以从不对此事张扬，尽量避讳，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的时候，多称“王姑娘”、“王姨”或称“来喜”。只是1924年，原配夫人李蕙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了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才首次使用了“小妾”的称呼，信中说，“思永既行，小妾又临月，现在狼狈万分，望思成归如望岁。”

　　梁启超有一大娱乐，就是爱玩麻将。据他的学生杨鸿烈说，梁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讲学期间，每到星期六所谓“周末”和礼拜天，便静极思动，回北海快雪堂接见宾客，与当时所谓财政金融“巨头”如王克敏等大官僚搓小麻将，以寻乐消遣。有一回，有好些与梁熟识的知识界名流来访，请他举行一次公开演讲，但因所订演讲时间与他所定打麻将的时间相冲突，梁启超便婉辞道：“对不起，你们所订的演讲时间，恰和我的四个人的功课时间相冲突。”客人误以为梁所说是要给学生补功课，便间当时在场的杨鸿烈，“是否你天天都要到此请梁先生讲书?”梁听见笑答道：“非也!是我和几个朋友，搓搓小麻将，作方城之戏。”由于梁玩麻将的瘾很大，有时逢节假日，他同朋友可打上二三十圈通宵达旦;居家养病时，也不肯闲暇，与家人打麻将消遣，以致王夫人为照顾他身体，有时不得不出来干涉。

　　据梁启超的外孙子吴荔明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介绍，由于李蕙仙是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所以儿女们都称她为“妈妈”，而称王桂荃为“娘”。王桂荃的身世很悲惨，4岁时不幸父亲猝死，继母虐待她，她从4岁到10岁被人转卖了四次做丫头。最后随李蕙仙来到梁家，那时她已十几岁，梁启超才给她起了个大名。

　　王桂荃虽出身贫苦，没有机会读书识字，但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和梁启超一起流亡日本后，接触到日本现代文明，接受了新思潮，开扩了眼界，很快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她既是李蕙仙的得力助手，又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也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并负责家务方面对外联系。她负担一大家人的饮食起居，照顾孩子，每天督促孩子们做作业，坐在一旁孩子们读书、写字，她也跟着读，就这样学会了读书看报，还会记账，写简单的信。为了使梁启超能专心工作，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使得家庭和睦安定。

　　梁启超的二儿子梁思成皮肤白嫩，二女儿梁思庄皮肤黝黑，两人都不是王所生。梁启超开玩笑地说，要是这两人换一下就好了。但王桂荃却说，“思庄皮肤虽黑点，但长得乖巧，我喜欢。”思庄从小胆小，爱揪着王桂荃的衣角走路，洗澡也一定要王桂荃亲自给她洗，否则就宁肯脏着。在日本时，那里的澡盆是木制的大桶，很深，而且是一家人用一盆水，到最后才放走。有一次王桂荃给思庄洗澡，因为思庄胆子太小，王桂荃没有抓住，一不小心沉到桶底去了，吓得王桂荃立即放水，一下子把思庄像抓小鸡一样抓出桶外，两人都吓了一大跳，一盆水也放光了。

　　在十岁的时候，梁思庄得了白喉，住在医院时，王桂荃日夜守护。思庄很怕疼，也爱撒娇，她的嗓子化脓，病情严重，一天对王桂荃大叫：“娘啊，嗓子疼啊，我要死了，快叫爹爹来吧。”王桂荃又疼又着急，但她始终把思庄的病情瞒着梁启超，不让他担心。后来，思庄终于转危为安，病情好转，但不幸的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思忠也染上了白喉，由于护理不周，不到十岁时就死掉了。这对王桂荃是个很大的刺激，为了不影响梁启超的工作，她偷偷地躲在厕所里不知流了多少泪，由此也可以知道王桂荃的为人处世的态度。也难怪梁启超会说她“是我们家极重要的人物”，梁思成则说她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原文来自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