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笔者对明朝名臣于谦的认识，是从他的著名词作《石灰吟》开始的。记得看过课文版《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当时就被其豪气和正义所吸引所感动。

　　显然，这首词给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此作者很正直，很刚烈，很硬气。故带着强烈的探究心理，笔者对他的一生做了些探研，结果发现他正是这般的为人。

　　据百度介绍，于谦(1398.5.13-1457.2.16)，字廷益，号节庵，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汉族，明代名臣，民族英雄。永乐十九年进士。宣德初授御史，出按江西，迁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正统十四年召为兵部左侍郎。土木之变，英宗被俘，郕王朱祁钰监国，擢兵部尚书。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决策守京师，与诸大臣请郕王即位，为明景泰帝。瓦剌兵逼京师，身自督战，击退之。论功加封少保，总督军务，终迫也先遣使议和，使太上皇得归。天顺元年谦以“谋逆”罪被冤杀。弘治谥肃愍，万历改谥忠肃。于谦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于谦是怎样实践自己的“要留清白在人间”诺言的呢?若提及其人其言其事很多，我们只能举几个典型例子加以说明。

　　正气凛然。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在乐安州起兵谋叛，于谦随宣宗朱瞻基亲征。待高煦出降，宣宗让于谦数说其罪行。于谦正词崭崭，声色震厉，朱高煦在这位御史的凌厉攻势下，被骂得抬不起头，趴在地上不停地发抖(伏地战栗)，自称罪该万死。试想，没有一身正气凛然，没有一副铁齿铜牙，焉能有此效果?

　　两袖清风。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专权，独断专行，结党营私，招权纳贿。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俨然形成每逢朝会，凡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若能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的“怪事”。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为何不意思意思?也利讨得些许好处。于谦潇洒地甩甩自己的空袖子(古人往往将物品收在袖中)，说：“只有清风。”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手(绢)帕蘑(麻)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从此，此事成为官场热门话题，渐渐演变为“两袖清风”成语的来历。

　　以国为重。“土木之变”后，许多大臣担忧国家没有君主，太子年幼，敌寇将至，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郕王一再害怕地推辞。于谦毅然把国家的安危视为自己的责任，大声说：“我们完全是为国家考虑，不是为个人打算。”郕王于是受命。后来，于谦还建议：“敌寇得意，留住了皇上。必然轻视中国，长驱南下。请命令各边境的守臣竭力防守遏制。……派遣都督孙镗、卫颖、张辄、张仪、雷通分兵据守九门重要的地方，军队驻扎在外城的外面……”，严防敌人来袭，结果正由于准备充分，防御得当，也先无奈，不得不讲和。于谦乘机，派人把上皇接了回来，功不可没。

　　奸人所害。于谦的性格很刚强，遇到有不痛快的事，总是拍着胸脯感叹说：“这一腔热血，不知会洒在哪里!”他看不起那些懦怯无能的大臣、勋臣、皇亲国戚，因此憎恨他的人更多，尤以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等一干人为最。

　　景泰八年正月壬午，石亨、曹吉祥、徐有贞迎接上皇恢复了帝位，宣谕朝臣以后，立即以“谋逆”之罪名，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就在皇帝对是否杀于谦还有犹豫之际，徐有贞进言：“不杀于谦，这件事就成了出师无名。”皇帝允诺，命人在正月二十三日将于谦押往崇文门外斩杀，还抄了家(却发现“家无余财”)。

　　于谦死后不久，徐有贞被石亨中伤，充军到金齿口。又过数年，石亨亦被捕入狱，死于狱中;曹吉祥谋反，被灭族，于谦冤屈始得以真相大白。明朝弘治二年(1489)，于谦冤案被平反，孝宗皇帝还表彰其为国效忠的功绩,赐谥“肃愍”，并在墓旁建祠纪念，取名 “旌功祠”，等等不一而足。

　　以上史料，清楚地看出于谦，确实用自己的言行和热血，很好地实践了“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誓言。他以国家大局为重的观念、坚持原则不妥协的风骨、为官“两袖清风”的精神，都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