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一个是“诗仙”，一个是“诗圣”。晚李白、杜甫六七十年的诗人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有“时人谓之李、杜”句。可见，李白杜甫去世一个甲子前后，就有“李杜”之说了。李白与高适、孟浩然、贺知章等诗人的关系都不错。李白曾写“我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说明他与孟浩然的深沉友谊。李白与诗人高适(他是唐朝诗人中官做得最大的一个)关系也不错，只是两个人没有走在一条“道”上，后来关系疏远了。李白与贺知章更是好朋友。李白第一次进长安街，遇见贺知章。这时，贺的诗歌已有大名，官是三品，无论哪个方面都算是顶尖人物。李白的一篇《蜀道难》使贺知章惊叹：“你真是个被下贬的太白金星啊!”从此李白有了“谪仙人”的雅号。李白第二次进长安，也有贺的功劳。但这一干人的诗歌光彩、家国情怀及个人魅力，显然和李白与杜甫不在一个级别，后人将“李白与杜甫”并列起来，称为“李杜”，那是反复掂量、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闻一多说：李、杜相遇，就是两颗星相遇，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里，除了孔子和老子会面，再没有比这两个人的会面更重大更可纪念的了。李白与杜甫，无疑是两座耸立的高山，是两个艺术生命的标本，是支撑起中国文学、东方文明的其中的两根支柱。自唐以来，人们说到他们其中的一个人，一般地说都会联系到另一个人。其实，两人见面有据可查的纪录也就是三四次的样子。有人把他两人诗歌中的涉及对方的诗歌统计了一下，李说杜，三四首：杜说李，近二十来首，通过这个数字来说明杜甫更怀念和牵挂李白一些。

　　中唐之后的中国，逐渐形成“扬李抑杜”或“抑李扬杜”两大人群。喜欢谁不喜欢谁，喜欢他的作品或不那么喜欢他的作品，本属于个人偏好，这也无可厚非。可是，中国一些人好分胜负，好排座位，喜欢戏剧效果，于是，将两人拉在一起，互相对比，寻找差异，比较着比较着，就将两人简单地对立起来了，褒一个贬一个，一个打倒另一个，非此拼出个高下不可。喜欢他，则宽容他、包庇他;不喜欢他，则损他、骂他。或者为了一时的政治需求，来扭曲他。这是我们的毛病，要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