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豪苏轼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苏门三学士”都考中了进士，一时被传为佳话。

　　宋徽宗初年，苏轼的弟弟、“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要嫁女儿。为了给女儿筹办嫁妆，苏辙特地卖了他在河南新乡购置的一块好地，凑了“九千四百缗(mín，古代计量单位)”，让女儿带进了婆家。

　　“九千四百缗”就是9400贯，虽说当时已经是北宋后期，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但是1贯也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3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那么9400贯相当于现在的多少?282万元!之后，苏辙在日记里说，他这是“破家嫁女”。换言之，为了给女儿办嫁妆，他几乎倾家荡产。

　　能够考中进士，并且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家境自然不会差到哪里去，那么苏轼的弟弟苏辙为何嫁一个女儿就嫁得倾家荡产呢?

　　古代就有婚前财产公证制度

　　苏辙嫁女倾家荡产却与最近热炒的“婚前财产公证”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最近因为一系列婚前财产公证而议论纷纷的“界”，随着《婚姻法》新解释的出台，论战逐渐白热化。

　　11月15日，最高法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三)》征求意见稿。根据意见稿，婚前所买房屋将可能成为个人财产，而非夫妻共同财产。这条意见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和热议。人们觉得现在的婚姻就是“爱情买卖”，一切都被物质化了。

　　其实，婚前财产公证没什么可讨论的，在最讲道德伦理的古代，早就有成熟完备的婚前财产公证的法律制度。宋朝时，父母在嫁女儿之前，也会替女儿立好婚前财产公证，以便一旦离婚，女方的嫁妆及嫁妆换钱后置办的房子等财产仍归女方所有。

　　“婚前所买房屋是个人财产，而非夫妻共同财产。”这一规定古已有之，而且，在宋朝时就已经出现相当完备的法律规定，打离婚官司分割财产的事情均有法可依，且有执行过的案例记录留世。

　　宋朝的司法部门明确支持，女方的婚前财产包括婚前所买房屋在离婚后仍归女方所有。父母在嫁女儿前，会替女儿立好“婚前财产公证”，约定如果以后离婚，女儿婚前的房子和地全都要一个不少地带回来。仅凭这一点，宋朝就无愧于历史上最具人文关怀的时代之一。难怪金庸等许多现当代名人在接受采访时都说，如果能回到古代，最愿意做宋朝人。

　　财产原来是谁的，离婚时就是谁的

　　“离知”是宋朝的法律术语，也叫“两离知”或“离”。大家都知道，休妻一般是男方主动，而“离知”则是男女双方平权，相当于现在的离婚。

　　宋朝时期规定，男女双方如果闹离婚，女方当初陪嫁过来的嫁妆仍然全部属于女方，不管婚后男方给了女方多少钱，也不管夫妻双方婚后担负了多少债务，都不能用女方的嫁妆去还。

　　同样，离婚时女方不得拿走男方的一点家产，只能拿走原本就属于自己的嫁妆。

　　宋朝时期的嫁妆是一个相当特殊的财产种类。嫁妆并不是单独注册在妻子名下的产业，官府要求财产都要以户为单位登记在男户主名下，不管实际上他是否活着。然而，虽然女方的嫁妆全部要登记在男户主的名下，但是具体的产业则要求明确地标示出来，这个事实关系到对嫁妆的恰当使用，不仅女人有生之年有权掌管它，而且还与确立的所有继承人有关。

　　在兄弟同财共居时期，妻子的嫁妆被视为“妻财”，分家时不在分割的范围内;在夫妻“离知”时，法律将保护女方的婚前财产，即嫁妆或嫁妆换钱后置办的房子、田地等财产仍归女方所有。

　　宋朝有一本著名的法官判词大全，名为《名公书判清明集》，系判牍汇编，辑录了南宋时期朱熹、真德秀、吴毅夫、陈子华、徐清叟、王伯大、蔡抗、赵汝腾等28人担任官吏期间所作的一些判词。本书现仅存“户婚”一门，共22类，计117条，绝大部分属于民事案件的判词。其中记载了这样一条南宋法官的判决案例：

　　南宋时期有一个姓陈的老头，一纸状纸把他的儿媳蔡氏告上公堂，言其儿媳蔡氏把他家的田地多少多少亩和3间房子卖了，他要追回这个损失。判案的官员调查之后发现，这些田地和房子是蔡氏以前用自己的嫁妆换了钱后买的，后来又把它们卖了，而陈老头却说儿媳妇嫁到自己家，房子就是自己家的。

　　最后，这个官员依照宋朝的律例判决说，凡是女方用自己嫁妆购买的田产，包括从自己娘家陪嫁过来的田产，都不属于男方家族，不管婚前还是婚后，都是女方的个人财产，因此判决陈老头败诉。

　　不仅如此，这个主判的官员还给蔡氏写了一个证明，叫“田宅契”，相当于今天的土地证和房产证，官方证明这个田产就是属于蔡氏个人所有，“以杜绝他日之争”。就这样，这场官司就此息事宁人。

　　宋朝的法律有效地保护了在婚姻中很容易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方。《名公书判清明集》里还有一例妻子谴责丈夫未经她的同意卖掉女方嫁妆的案件，这对丈夫侵吞妻子嫁妆后，再去休掉女方的恶行进行了制约。

　　由此可见，对妇女财产的保护不只是一纸空文，在具体的实践领域，这项法律条令早已开始适用。

　　嫁女儿比娶媳妇要贵多了

　　婚前财产公证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保护了妇女的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反过来，妇女也不得染指夫家的财产。

　　要知道，古代的妇女是不事生产的，不生产，也就没有新的财富，所以说，真正一辈子属于妇女自己的财产，只有婚前陪嫁过来的嫁妆。女方父母怕女儿去了婆家受欺负，或嫁妆少了在姑嫂之间无地位，都拼命地增加陪嫁，所以宋朝姑娘出嫁，往往带着大量的土地和房子。

　　因此，宋朝嫁女陪嫁甚丰，与历代相比，宋朝人的财富相对比较富足，所以宋朝人很要面子，做什么都讲排场，所谓“风俗奢靡，日甚一日”，在婚嫁方面更是花样百出。从北宋中后期开始，女子的嫁妆越来越多，不仅有家具、首饰、铜钱，还有土地、房子，有时候多得吓人。特别是有钱人家嫁女儿，那陪嫁绝对是“富二代”的标准，动不动就是多少间房、多少亩地。

　　由此看来，也难怪贵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老先生，嫁个女儿都快倾家荡产了，毕竟苏老先生是个文化人，自然比不得那些官二代、富二代了。

　　如此大量的财富流转，自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所以婚前财产的归属最后由国家正式出台了一个古代版“《婚姻法》司法解释”，很早就确立了婚前财产公证的法律制度。

　　嫁妆如此厚重，相比之下娶媳妇的彩礼自然逊色多了，范仲淹老先生有一条家规，可以很明确地说明这个问题。

　　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范仲淹，曾任宰相这样的高官，自然积蓄不少。范仲淹发家之后，一个人把整个家族全养了起来，家族里不管谁家办红白喜事，都是范仲淹出钱资助。为了做到不偏不向，范仲淹定了一个规矩：凡是族里男孩娶亲，彩礼都要按20贯的标准去送;凡是族里女孩出嫁，嫁妆都要按30贯的标准去置。很明显，给女孩办嫁妆要比给男孩送彩礼负担重。

　　按照当时的购买力来换算的话，范仲淹所说的1贯大致相当于现在的4000元，20贯即8万元，30贯即12万元。也就是说，在范仲淹的家族里，男孩娶亲需要送8万元的彩礼，女孩出嫁则要带12万元的嫁妆。

　　可以说，嫁个女儿比娶个媳妇贵多了，如此反差巨大的性价比，更是给重男轻女的学说增添了市场。

　　“佳婿”太金贵，一般人嫁不起

　　嫁女需要丰厚的嫁妆，娶媳妇者自然就有一夜暴富的机会。

　　南宋淳熙年间，太学生黄左之登第后，做了汝阳王的女婿，便“得奁具五百万”，顿时“花穷薄为富豪”。

　　可见，在宋代想得到一个“佳婿”，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在当时就连宋神宗的弟弟杨王赵颢，都因为女儿太多，又差不多都到了可以婚嫁的年龄，然而杨王赵颢毕竟私产有限，不得不向宋神宗伸手，提前预支一些俸禄。

　　因此，南宋袁采在《袁氏世范》卷中说：“有生一女而种杉万根者，待女长则鬻杉以为嫁资。”家里生了女儿如果不早种杉树作准备，等到女儿长成之时，不是债台高筑，就是嫁女失时。这也是为何宋朝盛产“剩女”的原因之一。当时可真是富了一群女婿，穷了一帮丈人。

　　同样，婚前的财产对于女人来说至关重要，如果女方出嫁时，没有任何嫁妆，一般的家庭是不会答应迎娶的。

　　在宋人刘府的笔下，曾记录了一个官员女儿王琼奴的故事。她曾锦衣玉食，擅长刺绣且会作诗，十几岁时父亲被免职，返家途中父母双双过世。琼奴的兄嫂掌握着大部分家产，因为没有嫁妆，未婚夫拒绝娶她。最终，留在琼奴身边的一个老仆人说服她给一位富官做了妾。刘府描写了琼奴此时的惨状，经常被富官的正室妻子殴打。

　　在宋朝，为了界定婚前财产的归属，女方的父母会在女儿出嫁前，也就是双方订婚的时候，将嫁妆清单列好，上面一条条地写着“某物有多少”。男女双方要把所有陪嫁的田、房、财产一个一个写清楚，然后双方共同签字。万一以后夫妻离婚，这张纸上的所有东西女方都要带回娘家，一个都不能少。这就是我国较早的婚前财产契约，也就是现在的婚前财产公证。

　　婚前财产公证不是好事

　　以史为鉴，虽然婚前财产公证能够省却很多的麻烦，但是带来的麻烦也不少。抛除夫妻之间的信任问题，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都不是好事。

　　如果任其发展，就像宋代一样，平时疼爱自家千金的老丈人们个个比赛看谁给的嫁妆多，社会上又像古代一样“男贵女贱”，难道不是吗?到时有什么男女平等可言?而且现在有的女人比男人还能赚钱，未来社会是不是“女尊男卑”，犹未可知，如果真是那样，更成一锅粥了，社会哪有什么秩序可言。

　　作为一个男性，自然乐于见到未来的妻子带着一大笔嫁妆而来，但是作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我认为包括我在内的未婚者在选择婚姻的道路上，需要更多的理性，毕竟，只有最适合的才是最好，如果两人合不来，钱再多有什么用呢?家和才能万事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