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三国志》的人，只需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三国时魏国的奠基人曹操设置的“校事”，即是一个类似于明朝东、西厂的间谍组织。世人皆知，曹操疑心重，对谁都不放心。为了及时把握群臣和大众对他是否忠心，便广布耳目、探听，这跟他诡诈残暴、善用权谋的心理也非常符合。

　　《三国志》里说，建安元年，曹操拜司空(三公之官)。建安三年，回到许昌，初置军师祭酒(司空的僚属，也是曹操置官之始)。后来又呈现一种特别的官员“校事”，第一任校事的喽罗是卢洪、赵达。至于他们怎么为所欲为、滥用权利、摧残无辜，古籍里着墨不多，但记有其时军中撒播的谚语：“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这与大明王朝的官员和大众听到魏忠贤、刘瑾的恶名就毛骨悚然的心理是相同的，足以说明曹操的“间谍”都是鬼见愁一般的人物。

　　曹操时的法曹椽(相当于如今的最高大法官)高柔，曾就“校事”严重破坏朝政与体系等向曹操进谏：“设法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曹操却答复：“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事无大小皆能侦悉)，使贤人君之为之，则不能也。”

　　曹操说得很安然，假如将悉数精力用在“刺举”上，贤人正人能做得到吗?这说明，这些校事是在曹操的默许下行事的，但曹操又底子没拿他们当人看，最起码没把他们跟贤人正人同等对待，这也是曹操对待“间谍”的情绪跟大明王朝统治者宠信间谍的最大差异，否则像高柔那样的耿直法官也会遭间谍暗算。

　　史书记载，数年间，吏民被校事探听及的案子达万计，高柔等一直上表要求核对真假，还民公正。从这些记载看，曹魏的“间谍”构陷的“冤假错案”并不比明王朝东、西厂和锦衣卫诬害的案子差劲。

　　在“间谍”的设置上，曹操的后代跟朱元璋的后代也是相同的，越往后越猖獗。到曹魏第四代曹芳接位时，校事的权利一点点不比明代东、西厂小，他们上察宫庙、下摄众司，法造于笔端，狱成于门下。直到司马氏擅权之后，考虑到校事都是曹魏旧人，才下旨吊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