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唐代诗人杜甫的“工匠精神”是怎样炼成的?
唐大历三年(769)正月,杜甫离开白帝城出三峡,船行到西陵峡口下牢溪停泊夜宿,峡州长吏在津亭设宴款待。杜甫写了一首《春夜峡州田伺御长吏津亭留宴》,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从此,杜甫离开了他寓居了三年的长江三峡。这三年,是杜甫穷愁潦倒、飘泊在社会边缘的岁月,也是他诗作丰收、诗艺大进的时光。在现存的杜诗里,有将近400首诗是在这个期间写作的,占其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些诗作虽然在思想内容上不及“三吏三别”那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感,但在诗艺上却达到了唐诗的顶峰。其中大多数诗作都是经过了刻意锤炼打磨,不仅在意境表达上多有独创,而且在韵律、诗体句式上也有格外的讲究和创新。其中《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登高》、《阁夜》、《白帝》等等,都被历代诗家公认为经典。特别是他写的律诗,体现了诗歌最高工艺所具有的精湛和雅致的品质,纯正自然、谨严规范、细密厚重。这些表明杜甫不愧为唐代诗人里最具“工匠精神”者,甚至堪称中国古代诗人中最杰出的“工匠”。
杜甫的“工匠精神”,除了他对前代诗艺的继承和自己的长期修养之外,可以说主要是在长江三峡炼成的,究其成因,我看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当时长江三峡山高水远,信息闭塞,远离政治生活中心,杜甫飘泊于此,实际上是处于社会边缘地带。这对一个富有家国情怀而又在精神文化上有所追求的士人来说,就只好致力于诗艺,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搞“纯文学”吧。杜甫和大多数古代诗人一样,是以“仕”为志愿和职守的,写诗只不过是一种业余爱好,是他们言志遣怀的个人表达。其中有些人诗艺水平也很高,但毕竟没有“工匠”的专业化;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才把心思主要用于诗作或其它写作,花更多地功夫精研诗艺和其他文艺技艺。杜甫年青时即到长安谋求仕途,却十年难以如愿,只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安史之乱后他投奔肃宗做了左拾遗,后来在四川严武帐下参谋政务,但始终郁郁不得志。及至流落三峡,他虽然依旧“每依北斗望京华”,但已完全脱离了政治中心,其仕途希望和报国之愿是完全绝望了。这样一来,他唯有靠写诗来寄托自己的精神追求。总之,政治生活的失意、被主流社会边缘化,是杜甫,也是许多古代文化人成为文学工匠的重要成因。
二是长江三峡的自然美赋予了杜甫诗艺灵感。从审美对象的角度看,自然美和社会美所呈现的美感形态是有所不同的。社会美更多的是社会理想、思想情感和世态人情善恶的呈现,而自然美则更多的是情景的交融、心灵的升华,最重要的是多以形式美来呈现的。如果说杜甫前期的从政经历和社会见闻让他写出了“三吏三别”那样直抒胸臆的现实主义诗篇,那么,长江三峡奇特而优美的自然风光,则必然给杜甫以不同的审美体验,让他感受到更广阔深邃的意境神韵和形式美的启迪,促使他更加注重诗作意境的开拓和韵律语句的讲究。因此,他在三峡期间的诗作构思和遣词造句都格外讲究,常常为构思意境而拈须苦思冥想,践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誓言,许多诗篇都是经过反复锤炼打磨的,简直达到了“工匠精神”的极致。
三是杜甫在三峡期间扎根民间,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这为他的诗作提供了新的思想艺术源泉,也影响了他的创作态度。此前,杜甫跻身仕途,虽然也关心民间疾苦,考察世态人情,但毕竟有所隔膜。流落到了三峡,杜甫就不再是“体验生活”、“下生活”,而是真正成为民间的一员,百姓的一分子,其感受自然格外深切。他在三峡卜居乡间、操持田园、交接邻里、品味炎凉、切肤疾苦、感染风情,这一切对他的人生态度和诗学精神都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成为其“工匠精神”的心灵支柱。
杜甫在三峡期间炼成的“工匠精神”,不仅表现在他咏史抒怀和俯仰山川人物等宏大主题诗作中,即便是即兴咏物和酬唱应答,也是字斟句酌相当考究。比如他在峡口春夜赴宴后写下的那首诗,其意象就非常开阔,而且是很工整的五律,兹录以佐证:
“北斗三更席,西江万里船。杖藜登水榭,挥翰宿春天。白发烦多酒,明星惜此筵。始知峡,忽尽下牢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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