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年，泰戈尔访华，算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之前，泰戈尔一直致力于家乡的乡村建设计划。在京期间，闻听山西的乡村建设颇有特色，遂与徐志摩相偕抵晋，一探究竟。

治晋的三十八年里，阎锡山敬天勤民，功在桑梓。前有方向，后有群众，自弃者天弃，自强者天助，山西由此成为模范省。金杯银杯不如口碑，六七十年过去了，至今未闻山西百姓有说阎长官三长两短者。“六政”皆在民生，整理村范之外，最为人称道者，当属扶持教育一门。其《人民须知》规定：“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七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四年者，称之为初小，所设课程有：国文、算术、修身、图画、手工、唱歌、体操七门，外加《人民须知》《注音字母》二门。七年者为高小，课程除初小所有各科外，增设历史、地理、理科、英文、农业、商业、童子军课。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此项计划实施所惠及，在其失政后仍在雨润。

躲进书斋，潜心书册，贤者不为，其道日卑。中国自古书斋论政者多，而躬亲力行少。胡适对此颇有微词，其《容忍与自由》一文云：“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的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书斋文人也有致力于社会实践者，如推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均见成效，却因一己之力而贯彻乏力，以纯粹之精神切入现实者，大多为落败结局，鲁迅分析原因：“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而作为政客的阎锡山，道德上让步于传统，也未见崇论宏议，辅助以行政手段、职业行为推广，效果自然大不一样。

一堆新名词，几块遮羞布，主义背离常识，随之堕为谎言，天下哪有不破的泡沫。一人政绩，成为一时政迹，一人理念，成为一省理想，足见其符合民意，切合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