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三国志》里，陈寿对于周瑜的评价很高，多次以“英隽异才”、“王佐之才”、“年少有美才”、“文武韬略万人之英”盛赞之，并评价其：政治上高瞻远瞩，忠心耿耿;军事上“胆略兼人”，智勇双全;人格修养上，“性度恢廊”，情趣高雅。

　　《三国志》记载，周瑜举贤荐能可比鲍叔;折节为国可比蔺相如;谦礼忠君无人能比。雅量高致，气度恢弘。孙策初亡，孙权“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诸将礼简时，周瑜对比自己年幼的孙权极为恭敬，因此有性度恢廓评语，仅与程普不和，但他折节下交，终令程普叹服。史载，“普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以其谦让服人如此”。

　　与人相交时如饮醇酒，典故就出自程普与周瑜交往的感受。而陈寿提到的“曲有误，周郎顾”，则成为后来的文学作品中一个常用的典故。陈寿在《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中记载：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如此一个刚柔相济的人物又有无可挑剔的优秀品格和令人赞叹的文武宏才，加之上天又特别偏爱给了他俊美的外貌，内外皆秀又风度翩翩，周瑜称得上是十分完美，像他的名字一般如瑾似瑜。然而到了后世，周瑜的形象却开始不断地变异，甚至最后在民间变得面目全非了。到了东晋，周瑜的厄运就来了。这个偏安江左、只拥有半壁江山的封建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开始在正统论上大做文章。他们巧妙地选择了同样割据一方的蜀汉作为正统，开始认定，周瑜为“小人”。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

　　此后数百年，蜀魏正统之争纷纷扬扬。到了唐朝，正统之争开始出现在唐诗中。首先是杜甫，对蜀汉的诸葛亮极为推崇，对于这位忧国忧民的名相表现出了深深的同情。再就是杜牧，这位诗人在诗中不加掩饰地调侃周瑜，历史在文学中开始出现偏差，“东风不予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到了宋朝，宋人治史之风颇盛，常常明是治史实为思想政治观的较量，文人政客间的朋党之争更是惊心触目，三国正统之争也在争斗之列，宋文坛多位大家被卷入。最终朱熹的理学占据了历史的上风，帝蜀寇魏、尊刘贬曹渐成定局。随后的元明清三代，史家多承朱熹的“帝蜀寇魏”论。人物的善恶褒贬也随之潮起潮落，数度浮沉，最尴尬的当属身处其中的东吴。为了尊刘，自然就得贬曹贬孙，作为孙权集团的周瑜，其形象自然也难逃。

　　然而，在民间的话语权里，周瑜的身后命运更惨。三国故事在三国时代结束之后不久便在民间有所流传。到了宋代，周瑜的形象已经彻底地扭曲了。如今所能找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资料，就是宋元之际出现的话本《三分事略》。在这部为适应市民娱乐需求而产生的话本中，周瑜的形象已经是一落千丈了：在政治上，他鼠目寸光，为一己私利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在军事上，他看似颇有才华，却又似乎人皆可败;在人格修养上，他好大喜功，心胸狭隘。史传文学中那个雅量高致、出众人之表的周公瑾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才智碌碌、妒贤嫉能的平庸之辈。

　　市井间“尊刘贬曹”的观念早已有之。在苏轼的小品《东坡志林》中，就曾对民间三国有过这样的描述，“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感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民间对人物的褒贬品评是有着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他们“尊刘”，拥“帝蜀”，而对于站在对立面的周瑜，自然不会有好感。之后，罗贯中着的《三国演义》的出现，彻底把周瑜的形象钉在了自相矛盾的演义标准上。一方面，它肯定周瑜结交孙策，开拓江东，定建霸业;举荐鲁肃，纳降甘宁，举贤任能;最后火攻破敌，建立不朽功勋。

　　而另一面，当遇到刘备集团的中心人物，周瑜又不得不退一射之地。对于那些中心人物，周瑜只能是陪衬。这一切，在那句“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中仿佛达到了极点。《三国演义》对周瑜的形象做了大量的扭曲贬低，在此将演义与正史不同之处进行对比，以正视听。正史的影响力，远远不及永远的畅销书、拥有亿万读者的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明朝之后，人们对周瑜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三国演义》，周瑜的“既生瑜、何生亮”的叹息回荡在几百年来的民间话语中。刘继兴认为，假如周瑜真地下有知，估计他会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三国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