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的高官显宦中,张之洞无疑是比较突出的一位。这不仅因他倡导新学,兴办洋务;更因他政绩卓著,为官清廉。而他的清廉,既有物质层面上的“物廉”,又有荣誉层面上的“誉廉”,二美集于一身,越发值得称道。

　　如他出任两广总督时,依惯例可得太平关、海关等处馈银20万两。这虽非贿赂,但他却不肯中饱私囊,毅然将这笔巨款悉数充公,分文不留。再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出任督办商务大臣,再署两江总督。一位道员为某富商私献白银20万两给他祝寿,借机请求在海州开矿。他闻之大怒,断然拒绝了富商的寿礼和要求,并弹劾罢免了这位道员。

　　张之洞的廉洁操守,可谓始终如一。直到临终前,他还给子孙留下这样的遗嘱:“……(我)为官40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无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据说他死后,家中“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就是他的丧葬费,家中也拿不出,多数是亲友和门生资助的。难怪《清史稿》上评价他,“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

　　张之洞不但不贪财,也不贪誉。对那些颂扬自己的“形象工程”,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他闻知后都坚决制止。

　　1907年夏,在任湖广总督19年后,张之洞奉旨进京,离开武汉。这时,他的门生、部下纷纷在武汉为他兴建纪念性楼堂,追忆他的功绩。军界人士筹款在武昌宾阳门内蛇山上修建抱冰堂,学界人士筹款在黄鸪山修建风度楼。张之洞在北京听说后,立即发电报制止:

　　昨阅汉口各报,见有各学堂师生及各营将佐弁兵,建造屋宇,以备安设本阁部堂石像、铜像之事,不胜惊异。本阁部堂治鄂有年,并无功德及民,且因同心难得,事机多阻,往往志有余而力不逮,所能办到者,不过意中十分之二三耳。抱疚之处,不可殚述。各学、各营此举,徒增懊歉。尝考栾公立社,张詠画像,此亦古人所有; 但或出于乡民不约之同情,或出于本官去后之思慕。候他年本阁部堂罢官去鄂以后,毁誉祝诅,一切听士民所为。若此时为之,则以俗吏相待,不以君子相期,万万不可!该公所、该处,迅即传知遵照,将一切兴作停止。点缀名胜,眺览江山,大是佳事,何以专为区区一迂儒病翁乎?

　　然而,一些人并未领会张之洞的本意,依旧将纪念楼堂建成。张之洞听说后,又致电湖广新总督陈夔龙:“黄鹄山上新建之楼,宜名‘奥略楼’,取晋刘弘传‘恢弘奥略,镇绥南海’语意。 此楼关系全省形势,不可一人专之,务宜改换匾额,鄙人即当书寄。”虽然纪念他的楼已经建成,但张之洞仍然坚持“不可一人专之”,坚决要求将宣扬自己的楼名“风度楼”改为“奥略楼”,并为之亲题匾额。

　　见张之洞不愿为自己建纪念性楼堂,有的人又打起了别的主意。

　　有个叫梁节庵的部下,专好投机钻营,巴结上司。他联络了一些人,又策划在武昌洪山卓刀泉关帝庙旧址上为张之洞建生祠,并将这一消息电告张之洞。按照惯例,建生祠是为活着的人建立祠庙,加以奉祀。这是官员显身扬名的大好机会。有人以此为莫大的荣耀,而张之洞却对此嗤之以鼻。他电告梁节庵等人:“卓刀泉为明魏忠贤生祠故基,忠贤事败,拆去生祠,改建关帝庙;今建予生祠于上,是视我为魏忠贤也。予教育鄂士十余年,何其不学,以至于此。速急销弭此举,勿为天下笑。” 张之洞鄙视魏忠贤那样的大权奸,更不愿步其后尘,在他的生祠旧址上建起宣扬自己的生祠。

　　当然,作为一名封建社会的高官,张之洞也很看重名节,他也不是不要名气。但他深知,名气不能靠“形象工程”取得。如果无功无德,像魏忠贤那样,即使建了生祠,也会招万人唾骂,最终还会被拆除。相反,如果德高望重,为国为民立下功勋,即使不建楼堂,也能在万民心中树起丰碑,美名广为流传。正是基于这种正确判断和清醒认识,张之洞才果断地拒绝那些徒具形式的褒扬和形形色色的“雅贿”,始终保持荣誉上的廉洁。而他这样做的结果,使他的声望更高,名气更大,也更加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