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将领们的兵权，因为是在酒席上做出了决策，所以史称“杯酒释兵权”。

　　事件的具体经过，据史料记载：建隆二年七月初九日晚朝时，宋太祖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喝酒，当酒兴正浓的时候，宋太祖突然屏退侍从叹了一口气，给他们讲了一番自己的苦衷，说：“我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是到不了这个地位的，为此我从内心念及你们的功德。但做皇帝也太艰难了，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个夜晚都不敢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人惊骇地忙问其故，宋太祖继续说“这不难知道，我这个皇帝位谁不想要呢”?石守信等人听了知道这话中有话，连忙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宋太祖说：“不然，你们虽然无异心，然而你们部下想要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也身不由己了。”

　　一席话，软中带硬，使这些将领知道已经受到猜疑，弄不好还会引来杀身之锅，一时都惊恐地哭了起来，恳请宋太祖给他们指明一条“可生之途”。宋太祖缓缓说道：“人生在世，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所以要得到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聚金钱，多多娱乐，使子孙后代免于贫乏而已。你们不如释去兵权，到地方去，多置良田美宅，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的产业。同时多买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同你们再结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

    石守信等人见宋太祖已把话讲得很明白，再无回旋余地，当时宋太祖已牢牢控制着中央禁军，几个将领别无他法，只得俯首听命，表示感谢太祖恩德。

　　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上表声称自己有病，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让他们罢去禁军职务，到地方任节度使，并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后，太祖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将领。禁军领兵权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这就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以后宋太祖还兑现了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后来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张令铎的女儿则嫁给太祖三弟赵光美。

　　按说，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将领们的兵权，从正面作用看，是明智之法、睿智之举。毕竟，宋太祖通过这些措施，使唐末五代的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在宋初逐渐消失。宋朝确立的文人治军的军事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消除造成强唐灭亡的藩镇军制，其出发点是好的，结果是富有成效的，思想也是先进的。其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一是在官僚制度方面，侧重削弱宰相权力。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

    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二是辅以在设官分职、科举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有利于加强皇权的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但事物往往是一分为二的，既存在有利的一面，也可能存在负面影响。“杯酒释兵权”的负面因素，主要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朝封建国家逐渐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难以自拔。这也是宋朝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若仅从“杯酒释兵权”一事的效果看，此举无疑是令人称道的，似乎很轻松地就解决了让统治者十分头疼的拥兵自重问题。但此事的“后遗症”却远远不止这些，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事实上，赵匡胤确实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