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是单凭军事斗争建立起来的王朝，很多问题都是首次遭遇。汉代对功臣采取分封的手段进行肯定，当初跟随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功臣有一百四十三人被封为侯，史书记载清楚，在举行封爵之礼的时候，还有相应的誓言，即“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

　　跟随刘邦平定天下的功臣们，除了张良一心要退隐之外，几乎都成为新朝廷的重臣，成为辅佐皇帝的核心力量。清代历史学家赵翼，对此特别概括为汉初政治的“布衣将相之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功臣集团当然不是单纯的历史概念，他们在现实政治中也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皇权对于功臣的依赖，不仅是从前的功勋，更重要的是现实政治的维护与支持。相对而言，新王朝要治理当今天下，虽然竞争对手被消灭了，但是治理任务同样繁重。汉高祖的《大风歌》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句，这绝对是新王朝的急迫任务，而举目四顾，皇帝能够信任的只有功臣。

　　但是，战争是一个特殊时期，相比于和平时期而言，战争时期是短暂的，政策是临时的，即使强化内部团结，注重内部分享，也是战时的权宜之计。如果把战时政策全部在和平建设时期沿用，就会严重阻碍国家的转型。然而，功臣集团过分看重自己的权力，往往不能适应国家转型，他们甚至阻挠皇帝的国家转型倾向。

　　汉文帝的故事很能说明功臣政治对于皇帝的限制。功臣们稳定了刘氏天下，挡住了吕后家族权力发展的去路，汉朝重归刘家。而文帝当选，是功臣们的主意，追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文帝庶出，长期生活在长安以外的代地，即使当了皇帝也容易控制。而文帝也只能适应这样的朝廷环境，长期忍隐不发。如果文帝与大臣发生分歧，通常都是文帝妥协。

　　西汉的这种政治状况持续的时间很长，比如《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著《二十八将传论》，认为云台二十八将不被光武重用(“光武不以功臣任职”)是因为汲取了西汉的教训。汉高祖以后，“迄于孝武，宰辅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有抱关之怨”。范晔还讨论了其造成的另外一个问题，即功臣集团成为阻挡其他人发展的障碍。缙绅，通常指学人士大夫，他们学而优则仕，本来就准备为国家尽其才力，但是因为功臣集团的阻挠，他们的人生道路走不通了。贤能之士，没有机会为国家效力，只能庸庸碌碌地混日子。朝廷上的达官贵人都有通世之好，担任小吏的人才当然要发声抱怨。

　　范晔所论，也是天下共知的问题。在这方面，贾谊可谓典型。在《史记》中，贾谊与屈原同传，而同传就是因为他们有共同之处，那就是怀才不遇。空有一番报国之志，有想法有能力，但却不被理解，只能郁郁寡欢，被后人千百年同情。贾谊写过《吊屈原赋》，以极其哀痛之心替屈原抱不平，而所有人都知道，他这里存在着自己的幽情。其实，贾谊还是有所不同的，那就是汉文帝十分欣赏贾谊的才干，而更可悲的是汉文帝也不能为贾谊做主，因为朝中执政的功臣看不上贾谊，皇帝虽然欣赏，也只能停留在欣赏的层面上。读贾谊传，我们知道汉文帝一直惦念贾谊，有的时候甚至希望贾谊在外地做官消磨意志、熬光才气。可是，见面一看，贾谊依然才气十足。如果贾谊的才华消失了，文帝的自责之心会淡一些，可真实的贾谊让文帝更加痛苦。因为，如今的皇帝依然不能有所作为。文帝与贾谊见面，迫不得已，只能“不问苍生神”。

　　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结束功臣政治的转折期，正是汉武帝时期，广泛采取了从社会上选拔人才参与政治的政策和制度。察举制是董仲舒提出、汉武帝采纳的选拔官员制度，它规定：20万人口以上的郡国，每年给一个察举名额，40万以上的给两个名额。为什么汉武帝时期采取新的察举制度?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功臣政治衰落，需要一个更有活力的选官制度取而代之。

　　无独有偶，唐高宗打掉了长孙无忌的“关陇集团”之后，也在选官制度上加强了科举考试的力度。汉朝的选官制度举孝廉是汉武帝时代大力推广的，唐朝的科举制度在高宗、武则天时代有了更大的发展。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展现，一个王朝的盛世景象开始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