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关心柴米，读书人聚焦时政，其中的泾渭，不是一般的分明，故后者对社会脉跳及症候的敏锐把握无疑远超前者。譬如雍正二年浙江乡试中举的杭州士子龚鉴，就在其策论中写道：“方今百务奋庸，通达国体之士，罔不畅怀厥来……然则大利之兴，合在今日。”一个闭门苦读的年轻人，若非胸怀天下，洞悉时事，焉有此等见识?

　　龚鉴，字明永，是龚自珍的曾伯祖父。读杭世骏所著的《龚鉴传》以及其他相关史料，我个人以为，龚之廉吏名实，是有悖于传统定位的，反而深深镌着时代的印迹。换句话说，因为他顺应了那个时代，所以做了弄潮儿。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呀!在龚鉴眼中，新君与新政，像磁石一样，吸引并鼓舞着每一个有识之士，他们意气风发、奋勇争先，人人挥斥方遒，个个只争朝夕。为了不辜负这个千载难遇的好时代，龚鉴做出了让其同乡同科的杭世骏后来非常钦佩的举动——不考进士了，直接到吏部报名要求参加工作。雍正三年初，龚鉴谋了个好缺，授江苏甘泉知县。所谓选择决定人生，龚鉴后以“甘泉令声闻天下”，杭世骏则追求进士第，直到乾隆元年才跳入龙门，由是后悔不迭。

　　甘泉是扬州辖境，史称“脂膏之地”。如大多数新官上任一样，龚鉴也想做点事，但他很快发现，啥事也做不了。计划筑高邵伯埭，以防水患，上头不批;打算修建灌溉渠，以防旱情，上头还是不批;有一次闹水灾，他亲自去芒稻河水闸要求泄水，但看闸的小官儿愣是不理他。龚鉴急了!因为他眼中的雍正时代，是不见容于懒官庸官的，考核时若无具体政绩，就得卷铺盖走人。好在当时的河道总督嵇曾筠就在扬州，龚县长不辞劳苦去投诉，总算成了点事儿。

　　史料里对雍正时代的律政记录非常有趣。官员晚上偷偷搓麻将弄点小钱，第二天一早就会受到警告;写“红歌”颂颂皇帝讨个好，也被骂得狗血喷头，此类例子实在不稀罕。至于贪污受贿，处罚更为严厉，轻则坐牢，重则砍头，皇帝甚至还组织百官去刑场观摩贪官受死，这种“效能风暴”比现在的罪犯现身说法怕是厉害多了。龚鉴眼中的雍正时代，亦基本是这个样子。

　　所谓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龚鉴做了六年县令，身无长物，老父去世，连丧葬费也拿不出，不得不利用丁忧时间去大梁书院教书挣钱葬父。他的这种清廉无疑是与时代合拍的，有别于其他时期的清官廉吏。

　　有个已故侍郎的儿子过去跟他有旧，感情有多深，咱们不知道，反正古人语境中的“有旧”，一般都属于“月亮代表我的心”那种的。人家大老远来看他，顺便求他办点私事，他居然拒绝了。同城有个官员跟省里的干部关系好，据说还负有监督地方的职责，也遇到事儿来求他，言语中大概透着挟高层以自重的意思，龚鉴丝毫不给面子，端起了茶杯——送客。至于地方豪族士绅的宴请，他向来不屑一顾。于是乎，“甘泉令不近人情”的名头，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

　　本来嘛，人治社会免不了要讲个人情，官员官亲也是民众的一分子，他们的私事只要不违法度，不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能照顾还是要照顾的，雍正自己在这方面就特有人情味儿。比如湖广总督杨宗仁得了重病，雍正派御医赶赴武昌诊治，并问他有何要求。杨请求让其在陕西榆林当道台的儿子请假过来服侍，雍正却说，请假耽误他前程，不请假耽误你养病，不如调他当湖北按察使，公私两便岂不更好?

　　最高领导人都这么贴心，然龚鉴偏不，说明他眼中的雍正时代是一个重法治的时代，不该出现人情盲区，只有彻底杜绝吃请送礼，为官者才有免疫力，才能锤炼好作风。《清稗类钞》里还记载了一则“龚鉴杖僧”的段子，情节比《清史稿》生动多了，也更能说明这一点。

　　雍正好佛，在一次内庭法会上认识了西湖圣因寺一个叫明慧的大和尚，对其恩宠有加。偏生这个和尚四大不空，仗着皇帝的礼遇，结交官府，请托干求，横行江浙，似乎没他办不成的事儿。然而，明慧的“好时代”与龚鉴眼中的雍正时代显然格格不入，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龚鉴心说，只要你敢来我的地盘“顶风作案”，一定要让你知道知道马王爷到底几只眼。

　　没多久，明慧果然派人上门来了，又是礼金又是书信，书信里关于跟皇帝握过手、合过影、一起喝小酒等等的荣耀往事肯定没少提。谁料龚鉴瞧也不瞧，直呼“打出门去”。消息传开，两江总督服了，叹曰：“强项令乃如是耶!”雍正很快也听说了，感觉丢面，六百里加急召明慧回京，从此圈禁，读经反省。

　　龚鉴眼中的雍正时代，确乎史上少见，革故鼎新、改天换地、风云际会、大浪淘沙。百姓们也许能从“摊丁入亩”中稍稍感知气候的变化，但是读书人以及官绅们却从“火耗归公、官绅纳粮”中经受到强烈震撼，抉择是必须的。那些抵触、放纵、贬值乃至玩忽的种种逆时代之举，注定走不通。只有体悟大势，紧跟时代步伐，积极参与兴废，才能安身立命、建功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