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或许是军事史上最大胆创新的成功突袭之后，成吉思汗进入到布哈拉，当时，他的一部分军队从蒙古出发，沿着直线正面攻击算端的边境城市;而他自己则与辎重同行，率领另一支部队长距离远征，这一距离比任何其他军队行进的路线都要长——需要穿越两千英里的沙漠、山川及草原。

　　最后，他们几乎不可思议地出现在敌方防线背后的纵深处，即便是商业旅行队也会绕道数百英里，避开克孜勒库姆沙漠，即传说中的“红沙漠”;不过这正好是成吉思汗选择从那个方向进攻的原因，通过与那个地区的游牧民建立良好的关系，成吉思汗得以率领他的军队，沿着至今仍未能确知的路线，穿越那片沙漠地带。

　　他的目标布哈拉城，矗立在阿姆河一条支流两岸的肥沃绿洲中部，那里的居民大多数是塔吉克人或波斯人，但却被新建立的花剌子模帝国的部落所统治，花剌子模帝国是那个时代众多短命帝国中的一个，花剌子模算端所犯的一个严重的致命错误，就是他劫掠了蒙古商队，并把派去进行和平商业谈判的蒙古大使毁容，这一行径激怒了成吉思汗，虽已年近六十，但听到自己的人受到攻击时，成吉思汗毫不犹豫地召集了他那支纪律严明、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再次跨上战马，兴师问罪。

　　几乎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支重要军队，蒙古军队是轻便上阵，没有补给供应的，即便等到最冷的月份横跨沙漠，人和马畜也仅需少量的水，因为这样的季节有露水，可以刺激部分草的生长，这些草可供牧马，并可吸引到猎物，那是以狩猎为生的人所需的，蒙古人不是动作缓慢地运送攻城武器和重型装备，相反，他们带有快速机动的工兵部队，能当场使用可获得的材料，建造任何他们所需的东西，在跨越广阔的沙漠之后，蒙古人遇到第一片林子，他们就将其伐倒，制作攻城的梯子、武器及其他攻击器械。

　　当先头部队走出沙漠，发现有第一个小部落时，快速行动的特遣部队立即会改变速度，慢慢运行，动作迟缓，仿佛他们是来贸易的商人，而非快速攻击的勇士，在居民们意识到他们是谁，并在听到警报之前，蒙古军队正若无其事地漫步在城镇的门口。

　　出人意料地从沙漠现之后，成吉思汗并没有立即行进，并趁势攻击布哈拉，他知道，没有援军能离开正被他的部队所进攻的边境城市，因此，他可从容地运用一种令人痛苦的方式，左右布哈拉民众的忧虑和希望，这种策略的目标很简单而又往往是相同的：在战斗真正开始之前，用恐吓手段迫使敌人投降，起先通过夺取邻近的几个小城镇，成吉思汗的部队释放了很多当地的平民逃往布哈拉，逃亡者不仅充斥该城，而且大大地加剧了城内的恐惧氛围，蒙古人在敌军防线背后的侵袭，立即给整个帝国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恐慌。

　　正如波斯编年史家阿塔篾力克·志费尼所描述的那样，当人们看到环绕在他们周围的乡下居民时，他们“被骑兵和骑兵带来的暗如黑夜的灰尘窒息住了，惊吓和恐慌压倒了他们，而且担忧和恐惧盛行。”成吉思汗从给予民众两种选择开始，着手准备对一座城市展开心理攻势，他给城外的民众提供宽待的投诚条款，若他们接受条款就可加入到伟大仁慈的蒙古人之中。

    用波斯编年史家志费尼的话来说，“无论谁屈从于他们都可获得安全和自由，并远离严酷的恐怖与耻辱。”对那些拒绝接受苛刻条款的俘虏，蒙古人就会在下一次进攻中，将他们置于军前，充当战争的炮灰。

　　进攻被设计成一次势不可挡的兵力展示，观众不是布哈拉已被征服的民众，而是远方的军队和成吉思汗下一个目标城市——撒马尔罕的民众，蒙古入侵者展示了他们新造的围攻武器——弩炮、投石机，这些器械作为武器，已被围攻部队使用了几个世纪，它们不仅能投掷出石头和火焰，还能射出燃烧的液体、爆炸装置和燃烧物质，他们调来了装在轮子上的巨大弩炮，而大队大队的人马则带着可伸缩云梯攻上塔楼，从塔楼那里，他们能够击中内城中的守军。

　　从城市上空进行攻击的同时，坑道工兵们开始在墙底挖地道，在展示空中、地面和地下令人生畏的技术威力的同时，某些情况下，成吉思汗还逼迫已被俘的内堡守军的同伴去攻城，有些囚犯冲锋在前，尸积城壕，有些则推着武器活着冲入到城堡之内，通过这种方式，成吉思汗加剧了守军的心理紧张。

　　蒙古人从曾经接触过的不同文化中吸收经验，发明和使用各式武器;而且通过这种知识的积累，他们还创立了全球性的武器库，能够适应所遭遇到的任何形势，蒙古人试验成功了会喷火或爆炸的武器，这些武器后来变成为迫击炮和加农炮，在志费尼的描述中，我们对其准确讲述他们周围发生过什么的证据感到困惑，他将蒙古人的进攻描写成“就像炽热的火炉吸收了坚硬的木头，火势更盛，从炉腰将火花射向空中。”成吉思汗军队将草原勇士所具有的凶猛与速度，和中华文明的最高科技智慧结合在一起。

    成吉思汗使用快速机动并训练有素的骑兵去对付地面上的敌军步兵，而通过使用新型的火力轰击技术和空前的破坏器械，则减弱了内堡城墙的防护威力，使蒙古军队得以突破要塞，从而胁迫城堡守军。随着炮火和死神纷纷降落到城堡内的守军身上，用志费尼的话来说，算端的勇士很快便“淹没在完全毁灭的汪洋大海中。”

　　成吉思汗认识到，战争不是一场身体的比赛，或仅仅是对手间的竞争，它是一种人反对另一种人的总体事业，胜利不会倾向于那些按规则行事的人;它垂青于制造规则并将规则强加给敌手的人，胜利不可能是局部的，它是完全的、全部的，而且也是无可否认的——或者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