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禁娼”并非政策性的，所以相当乏力，针对禁娼呼声，出于净化社会环境、调整伦理秩序、规范官场行为的需要，古代朝廷多会对嫖娼行为从政策上进行限制，这种限制可以看成是古代中国的“法律禁娼”。

　　在古代中国，“法律禁娼”很多时候是有条件的“扫黄”，古代中国的性工作者生存模式比较复杂，有宫妓、官妓、营妓、家妓、私娼、暗娼等，这些性工作者的来源早些时候是奴隶性质的女子、战争俘得的女人，后来则以失夫女、罪人(臣)女、卖身女为主，但每个朝代几乎都禁止“逼良为娼”，从准入机制上进行控制，避免社会风气整体变坏。如明朝法律就规定：“凡娼优乐人买良人子女为娼优”者，“杖一百”。

　　与此同时，又对性消费者即所谓嫖客的性消费行为进行限制，其中尤以对负有社会责任的官员的限制最多最严，如宋代，便禁止官员狎妓，赵祯(宋仁宗)当皇帝时便规定，负责分管刑狱的官员提点刑狱不得召妓，当时的说法是“不得赴妓乐”。

　　四五十年后，赵顼(宋神宗)当皇帝时则扩大到整个监司范围，不仅是提点刑狱，所有监察官员一律禁嫖，但也有例外，一年365天中有一天可以“放松”一下，就是赵顼过生日那天的“圣节”，时人诗句中所谓“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说的就是“圣节”之夜的情形。

　　在古代中国所有朝代中，唐代的性产业是最发达的，性工作者的素质也最高，当时唐政府确立了官妓制度，从法律上给性工作者一个地位，成了合法的产业。

　　当时，唐政府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教坊”，对在京师营业的娼妓予以统一管理，所有从业人员均须注册登记，登记后须进行岗前“职业培训”，嗓子好的培训成歌妓，有音乐天赋的担任乐妓，身段好的发展为舞妓，有点酒量的则做饮妓，等等，所以，在唐代诗人的作品中总有青楼女子的影子在字里行间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