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位之争

　　舜以后，王权进一步强化，传说姒禹涂山会盟时“执玉帛者万国”，“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

　　此涂山就是河南嵩县的三涂山，亦即会稽山，正在夏人活动中心地区附近，可见经鲧、禹两代经营，夏后氏已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随着王权的产生，氏族制度的机关已部分被改造，部分被抛弃，唯继任领袖的人选要经议事会认可的形式尚存，而从妫舜到姒禹正处于社会大发展的时代，各种人才辈出，首先被举为姒禹继任者的是当时曾掌五刑、负责狱讼的皋陶，皋陶先姒禹而死，部落联合体议事会又推举了益，即伯益，他是颛顼和少典氏的后裔，又名大费，与皋陶有一定的血缘亲属关系，曾协助姒禹平水土，有功而受到妫舜的器重，被任命为掌管山泽、调驯鸟兽的“虞”，古文献曾有“益主虞、山泽辟”之说，有学者认为他的功绩在首创畜牧业，所以按照传统习俗，姒启作为领袖之子在议事会讨论继任者人选时，虽被优先提名，但他的功绩与威名无法与益相敌，益很自然的成为议事会认可的法定继承人。

　　然而，在益和启的时代，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禹死后，启立即发动了对法定继承人的攻击，夺取了领袖的职位。

　　关于这场斗争的经过，有记载说：“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或说“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还有说“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

　　总之，斗争很激烈，而几经波折，“叛乱”的姒启曾遭益的有力反击，一度处于劣势，甚至被拘禁，终于因有姒禹的经营和培植，夏后氏根基更深、实力更强，在拥护者的支持下，夏后氏及其拥护者联合起来对益发动战争，终于杀益，使启夺得领袖的权位。

　　2、武观之乱

　　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终于打破了氏族制度下自然发生的共同体权力，国家出现了，但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不仅没有结束，而且愈演愈烈，姒启用暴力手段结束“禅让制”后，他的儿子们又发生了争夺继承权的骨肉相残，这就是武观之乱。

　　在周代文献中，曾将“夏有观、扈”和“虞有三苗”并论，其中的扈是有扈氏，观则为武观，或作五观，还将他与尧子丹朱、舜子商均、汤子太甲、文王之子管蔡相比，说“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奸子……”，可证姒武观是姒启之“奸子”。

　　关于武观之乱的经过留下的记载很少，仅见今本《竹书纪年》中有：“(启)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师师征西河，武观来归。”

　　时代更早的《逸周书·尝麦》篇也记述了对这次叛乱的征讨：“其在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卑正夏略。”文中的“五子”当为“五观”之误。

　　据今本《竹书纪年》启在位十六年，约略可知在姒启的晚年已发生了诸子争立的，季子武观因此被放逐西河，后来，当继任问题进一步提到日程上时，姒武观发动叛乱，效法姒启用暴力夺取继承权，这场权力之争几乎瓦解了夏王朝的统治，幸而有彭伯寿率师出征西河，才平定姒武观的叛乱。

　　关于西河之地望历来说法不一，较多说法是在河水之东的晋南或河水之西的陕西韩城一带，还有河南安阳附近的内黄说等，以在晋南河汾之间的可能性最大，关于夏文化的考古发现、研究成果也为晋南说提供较多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