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有明显的性格缺陷：多疑，偏执，神经质，这些缺陷的背后可能是一种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我不太清楚他的不安全感是怎么来的，也许是天生的倾向，而继位那件疑案多半又强化了这种倾向。

　　雍正非常自负，喜欢长篇大论的教训人，有时候还喜欢把拍马屁的闪在一旁，自己轻装上阵，亲口向臣下解释自己如何英明神武，见解高人一等，而对臣下他显得既刻薄又挑剔。

　　翻看他的朱批，里面到处都是“混账”“尔可谓无耻之极”“尔身果有疯症耶”“仔细头”“防尔之首领”这样羞辱性的文字，有时候上一封信还温言细语，下一封就忽然没来由一通辱骂，说翻脸就翻脸，没有多少官员会喜欢这样的皇上。

　　而且老百姓也不喜欢他，当时民间到处流传着关于他的谣言，越是把他说的不堪，大家越喜欢听，就像雍正晚年得了病，老百姓就传说他纵欲过度，所以腰以下都不能活动了，这个谣言流传甚广，一直传到了朝鲜。

　　这些谣言当然不可信，但是关于雍正如何勤政俭朴的说法，也不全真，雍正太喜欢作伪，越是知道自己在挨骂，越是渴望留个好名声，他当然不懒，在曾静面前表现得更勤快。

　　但从起居注里看，他也会经常给自己放假，享受一下私生活，至于节俭，他经常装得特别省，连大臣奏章用个绢封，他都要唠叨半天说浪费，但私下里雍正很重视生活享受，圆明园就是在他手里真正建起来的，日常生活用品他也精益求精，桌子椅子怎么做，他都要连篇累牍下指示，务求华美，穿的丝绸衣服有点掉色，他也要追查责任人，当然，身为皇帝，他这些生活享受并不算出格，但确实和他装出来的样子差距甚大。

　　至于雍正的治功，他在短短十三年里，做了很多事情，多少让清帝国换了一副新貌，他抨击朋党，打击腐败;他剥夺士绅特权，解放贱民。

    他推行耗羡归公，取缔灰色财政;他建立军机处，绕过内阁号令天下;他大兴文字狱，又禁民间开矿;他逐传教士于澳门，又对海归者严加防范，历史学家可以一一拿出来分析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倒退的”，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它们追求的总目标是什么?雍正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如果把这些措施综合起来看，雍正的目标是：大臣不敢拉帮结派，官吏不敢腐败贪污，读书人不敢乱说乱动，异端邪说不敢散布流传，臣民一律平等地服从皇上，财政上没有死角，政令上没有迟滞，整个帝国由皇帝一人如臂使指地操控。

　　也就是说，他的理想是一个安定的、高效的、僵化的、心怀恐惧的农业国家，这种追求不能算错，在古老的中国，这甚至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许多英明帝王追求的也不过如此，放到传统王朝政治的视野里看，雍正的做法让王朝更稳定更坚固，为乾隆盛世打下基础。

　　但问题是，时代不同了，如果事情发生在几百年前，我们可以接受这种评价，可是雍正驾崩的时候是1735年，在那一年，牛顿早已经去世了，瓦特也就要出生了，鸦片战争再过一百来年就要爆发了，整个世界都要面临一个前古未有的变局，每个国家都面临着考验，中国也得交上一份自己的考卷，传统标准下得分越高，新标准下得分也许反而更低。

　　换句话说，雍正离自己的理想越近，中国可能就离一份合格的考卷越远，我们不能苛责雍正，他不可能像后人一样明白当时的大变局，而且他只统治了13年，远远没有实现自己的宏伟理想，所以他的影响终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