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从1907年秋冬开始，至1908年夏掀起高潮。当时身为预备立宪公会副会长，而实际是该会灵魂人物的张謇，起初是不很积极的。他和郑孝胥等强调预备立宪公会注重研究问题，而不注重实际活动。但当看到各省人士皆踊跃投入请愿活动时，张謇与郑孝胥等改变态度，也发电要求朝廷尽速开设国会。到1909年10月，在谘议局正式开幕的前一天(这时张謇已被举为谘议局议长)，他去拜访江苏巡抚瑞瀓，提出“由中丞(指瑞瀓)联合督抚请速组织责任内阁，由谘议局联合奉、黑、吉、直、东、浙、闽、粤、桂、皖、赣、湘、鄂十四省谘议局请速开国会……联合督抚，瑞任之;联合谘议局，余任之。”(注：《张謇日记》第23册，宣统元年八月三十日。)显然，这时张謇对于请愿国会事变得相当积极。他委派谘议局议员中最有活力的杨廷栋、方还、孟昭常三人去各省联络。谘议局会期结束后，先后有16省谘议局代表陆续到上海集会，张謇分别以预备立宪公会、江苏谘议局研究会等名义宴请各省议员代表。张謇亲自策划入京请愿代表团的组成，亲自修改请开国会呈稿。至12月31日，他为16省议员代表团饯行时发表演说，提出“秩然秉礼，输诚而请……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注：《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张孝若编：《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0，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11页。)的和平请愿方针。代表团的领衔人是直隶谘议局代表孙洪伊，他们到京后，展开了频繁的活动。当时全国出现第一次请愿高潮，但终无所成。

　　这里应该介绍一下张謇写给摄政王载沣的一篇上书：《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此意见书当起草于谘议局开会前后，因其同时请速开国会，速设责任内阁之宗旨与其谘议局开会前夕与瑞瀓所商一致。此意见书情文并茂，说理周全而透辟。他首从列强瓜分中国与联合统监中国之海外言论谈起，极言国家面临的危险形势。当此危局“外则海军未立，陆军不足，海疆要塞不能自固，船舰枪炮听命于人。内则至艰极钜之责任，悉加于监国一身。”鉴于此种情况，各省人士始同认“非枪非炮非舰非雷而可使列强稍稍有所顾忌者”惟有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以求全国上下一心，有负责任之政府以分监国一人之忧劳。故“惟有请明降谕旨，声明国势艰危，朝廷亟欲与人民共图政事，同享治安，定以宣统三年召集国会”。往下并说，如请愿至再至三，终不得请，“恐内外将有不美之观念”。激烈者“将以为国家负我，决然生掉头不顾之心”;和平者“将以为义务既尽，泊然入袖手旁观之派”;如此使士类“灰爱国之心”，岂不可虑!(注：全文见《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第26、28页。)

　　1910年夏，第二次请愿高潮时期，张謇再度上书，申言地方自治为之基础，而推展地方自治需有经费。以往之国家行政费，无不取给于地方，今自治经费必须另筹。“要之，筹治须财，筹财须税，筹税须定系统比率，定系统比率须国会。”(注：见《张季子九录》自治录卷1，第14页。)所以速开国会是一切筹备所必须。但这一次请愿又以不得请而告终。朝廷且发上谕，训示各省人民，以后“毋得再行渎请”(注：金毓黻：《宣统政纪》卷23，辽海书社1934年版，第14页。)。张謇并不泄气，到第二届谘议局开会前夕，张謇又以江苏谘议局名义，发表《公启》，主张由各省谘议局议长组成议长请愿团北上入京请愿。但这个计划遭到山西谘议局议长梁善济的反对。他的理由是，请愿之范围应越来越扩大，而不应越来越缩小。议长请愿团使请愿范围缩小，不适应全国请愿运动发展的形势。其他各省谘议局议长反应亦不热烈。所以，张謇的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不久，国会请愿运动进入第三次高潮，许多省会发起大规模群众集会，迫使督抚采取同情的立场，因而出现各省督抚联衔奏请速开国会的局面。再加上刚刚开设的资政院，也以全体议员一致赞成通过的奏请速开国会的呈文上达朝廷，终于迫使朝廷做出提前三年，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的决定。这一决定发表后，引起不同的反应。大多数立宪派，包括各省谘议局积极活动请愿的议员们，仍不满意这个决定。因此，有的省，如东三省、直隶、四川等省酝酿发动第四次请愿。梁启超发表文章说，欲开国会，就在最近一二年。他断定“宣统五年”是将来历史上必不会有的名词。但张謇及江苏谘议局中部分上层人士则以为，宣统五年虽非最满意的期限，但估计再请亦无结果。他们打算就此告一段落，乃向资政院发出庆祝提前召开国会的贺电，又在省城举行庆祝仪式。然而，这并非江苏谘议局大多数人的意思。《张謇日记》宣统二年十月十四日记载：“以为十五日庆祝国会之说可行也，至则知众见多歧。”争得提前三年召开国会，在张謇看来，终究是有所得。这符合他“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的原则。只是可惜，时不我待，诚如梁启超所预言，历史上不可能有“宣统五年”召开国会这个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