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大军以锐不可挡之势攻占了沈阳，进而一鼓作气攻下明朝辽东军政中心——辽阳，并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至辽阳，设为东京，大兴土木，修筑宫室。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初三早朝时，努尔哈赤突然召集众臣和贝勒议事，提出要迁都沈阳。虽然王公、贝勒竭力反对，但努尔哈赤君意已决。祭过父祖之后，即刻率领大军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迁进沈阳城。

　　努尔哈赤从以其父的13副遗甲起兵，至建立后金政权并不断强大，曾先后4次迁都：从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在费阿拉称王;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迁都至赫图阿拉，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后金;萨尔浒之战胜利后，又将行宫移至界凡;攻陷辽阳后，又在辽阳建东京城;建东京城仅4年，又迁都沈阳。每一次迁都都是迁往经济相对发达、人口相对众多、土地更加肥美、地理位置更加优越的地方。但最后一次迁都却要从作为明代辽东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中心的东北第一大城辽阳，迁往规模不及其一半的沈阳，沈阳又有什么得天独厚的都城优势?既然没打算久居辽阳，为何还要大兴土木，在宫殿刚刚建好，官员尚未安居之时，又匆忙迁至沈阳?史学家对此有各种解释，民间也有各种传说。

　　历代王朝选定都城，都不外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考虑，因此史学家在讨论后金的迁都原因时，首先就要从这几方面去寻找证据。

　　辽阳虽然在当时是辽东的军政中心，但因明廷的腐败，其经济已开始下降，而沈阳的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沈阳地势平坦开阔，粮食出产富足，有林有兽，有水有草，符合满族人狩猎的生活条件。

   从当时的政治形势上看，辽阳城因长期满汉杂居，民族矛盾激化;而沈阳只是一个中等城市，人口便于管理。从地理位置来讲，沈阳一直是一个军事要地，是所谓的“形胜之地”，进可攻、退可守，既便于护卫新宾老家和铁岭、开原等国土，又便于西征、北伐。这是史学家们比较辽阳与沈阳条件优劣，对努尔哈赤为何迁都沈阳做出的结论。其依据，主要是《清太祖实录》和《满文老档》的有关记载。

　　努尔哈赤提出迁都沈阳，诸王、贝勒、大臣不了解老汗王的意图，一致表示反对。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帝聚诸王臣，议欲迁都沈阳，诸王臣谏曰：‘东京城新筑，宫廨方成，民之居室未备，今欲迁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矣。’帝不允曰：‘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这条记载一直成为论述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原因的依据。按《满文老档》天命十年(1625年)记载：“三月初三，汗向沈阳迁移，在辰刻从东京城出发。给他的父祖坟墓供杭细绸，在二衙门杀牛5头，烧了纸钱，随后向沈阳去，在虎皮驿住宿。”“初四，……在未刻入城。”以上两条是《满文老档》有关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的全部记载。

　　其实，《清太祖实录》是努尔哈赤之子、清太宗皇太极在天聪九年(1635年)下令编修的。《清太祖实录》中所记载的关于努尔哈赤对迁都沈阳的一番议论，正是皇太极继承汗位后之所为，即南征消除毛文龙在辽南的骚扰;北征解除了后顾之忧;西修都儿鼻城，渡辽河征明，并出兵宣大长城沿线。

   这已是皇太极继承汗位时的情况了。从《清太祖实录》的记载可以看出，努尔哈赤迁都的理由，并不符合他迁都后的实际行动。《清太祖实录》载：“(天命十一年)正月乙巳朔。戊午上统兵征明，庚辰次东昌堡，翌日渡辽河，旌旗剑戟如林，大军至宁远……”(《清太祖实录》卷十)。这里记载的是努尔哈赤攻打宁远城时的进军路线。这次进军是从海城牛庄一带的东昌堡渡辽河，并没有采取如《清太祖实录》记载努尔哈赤计议迁都沈阳时所说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的路线。因此，《清太祖实录》记载努尔哈赤关于迁都沈阳原因的一番议论，是不可尽信的。

　　努尔哈赤迁都沈阳还有另一种说法：努尔哈赤认定沈阳是“凤落龙潜”的风水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