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徭薄赋

　　朱佑樘体恤民生，善待百姓，他常常减免地方的赋税。地方官奏报因灾情免赋的要求，他都无一例外地下旨同意。免税粮之外，他还给贫民麦种、牛种。他还禁止宗室、勋戚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禁止势力人家侵夺民利。有一次，朱佑樘特地派遣手下人送羊送酒到黄河工地上，犒劳治理黄河的刘大夏及河工人员。

　　兴修水利。

　　明孝宗在内政治道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开封黄河决口，孝宗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5万人修治[20]。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孝宗命工部侍郎徐贯主持治理，历时近三年方告完成。从此，苏松消除了水患，再度成为鱼米之乡。

　　力求节俭

　　孝宗力求节俭，诏减皇宫的开支与供奉，不大兴土木，主张节约费用，缓解人民负担。他屡次下诏，禁止宗室、勋戚侵占民田，鱼肉百姓;还多次下诏减免一些地方的夏税、秋税。这些都十分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正统、成化年间，农民起义不断，有几次声势还相当大，而弘治一朝却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其中可能有溢美之词，不过，与前后几朝相比，弘治时期的朝政的确算是清明的。

　　经济成就

　　明代历朝国家赋税收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高峰。正统年间，由于将江南重赋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赋税收入锐减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从此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始终徘徊于二千五百万至二千六百万石之间，而弘治朝却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

   其实这不仅是赋税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较稳定地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年)至弘治八年(1495年)，人户由9113630户增至10100279户，至弘治十四年(1501年)更增至10408831户，弘治十七年(1504年)达10508935户，人口数则由弘治元年(1488年)的50207934口，增至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60105835口。

　　弘治中兴

　　弘治元年(1488年)，他采纳大臣的建议，开设大小经筵。这一制度是在正统初年制定的，大经筵，每月逢二、十二、廿二日举行，主要是一种礼仪;小经筵又称日讲，君臣之间不拘礼节，从容问答，是重要的辅政方式。

   大小经筵制度，在宪宗朝时一度废置。孝宗开始坚持日讲[8]，同时，又在早朝之外，另设午朝，每天两次视朝，接受百官面陈国事。孝宗勤政图治的做法，与他父亲的怠于朝政形成鲜明的对照。

   由于孝宗锐意求治，朝廷上下，文武百官纷纷上言，或痛陈时弊，或广进方略。马文升上时政十五事，包括选贤能、禁贪污、正刑狱、广储积、恤士人、节费用、抚四裔、整武备等诸多方面，孝宗无不大为赞赏，一一付诸实施，这对弘治朝兴利除弊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