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官员的贪污现象已相当严重，一些大权在握的大官僚肆无忌惮地贪污公款，收受贿赂，如满族大臣索额图、明珠，汉族大臣徐乾学兄弟、高士奇等。当时的民谣说：“九天供赋归东海(徐乾学)，万国金珠献澹人(高士奇)。”康熙皇帝也觉察到情况的严重，曾经惩办了一批贪官，还大力表扬于成龙、张伯行、张鹏翮等一批廉官，作为各级官员的榜样。但康熙渐渐发现不但贪污无法肃清，就连自己树的廉洁典型也并不真是两袖清风，像张鹏翮在山东兖州当官时就曾收受过别人的财物;张伯行喜欢刻书，每部至少得花上千两银子，光靠官俸无论如何是刻不了的。

　　晚年的康熙已是心力不济，不仅不再致力于肃贪，反而认为“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此论一出，各级官员自然更加无所顾忌了。

　　雍正皇帝继位后，决心改革积弊，打击贪污，整顿吏治。他令各省在限期内补足国库的亏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员严加惩处，追回赃款，抄没家产。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一，继位不过40天的皇帝并没有放假休息，而是一口气下了11道诏书，申明官僚职掌及为官之道，历数官场积弊和官吏肆意侵吞的严重罪行，要求采取一切手段，惩治官员犯罪，追补亏空，清查钱粮。

　　主管钱粮的户部被列为清查重点，结果很快查出户部历年实际亏空白银250万两。在清查中央各部的同时，雍正也责令各省大张旗鼓地开展对钱粮的清理，要求上至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将军，下至道、府、州、县正印官及参将、游击等武职官员，不分满汉，一律清查，徇私之官与贪者同罪。

　　一时之间，各地大员因亏空革职、查封家产者比比皆是， 仅雍正元年一年里，被查处的地方官即达数百之多。雍正二年，闽浙总督满保奏称：“浙闽属吏已劾多员，若再题参，恐至无人办事。”湖南巡抚魏廷珍亦奏一省属员“参劾已大半”，而直隶全省官员原任者更寥寥无几。

　　实际上，终雍正一朝，这样的官场风暴几乎一天都未停止过，且惩处越来越严厉。到了雍正十年(1732年)，直隶总督李卫说，全省府厅州县官员，在任三年以上的屈指可数，原因之一就是被撤职的人太多了。

　　雍正对地方官员大范围的革职追补、籍没家产，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震动。一些对时政不满的人有“朝廷重聚敛而惩盗臣”之说，民间更议论雍正帝“好抄人家产”，连市井斗牌也流行所谓“抄家和”的打法。

　　面对非议，雍正帝不为所动。他说，这不过是“贪赃犯法之徒，畏惧抄没参劾，是以造作此语传播远近，希冀因流言而停止”。

　　自雍正三年起，雍正帝对之官继续穷追不舍，在抄家籍没之外，又加上严刑诛戮。规定凡侵欺钱粮白银一千两以上者，照监守自盗律处斩，贪污军饷者一律处斩，不准特赦。

　　从雍正元年到九年，对全国各省的钱粮清理行动规模之大、波及之广，在整个清代也是绝无仅有的。期间先后清理了户部和各府寺监的库存，地方府州县的钱粮，处理惩治了几千名贪官污吏。

　　雍正铁面肃贪除恶务尽，他曾言：“丝毫看不得碍于情面，务必严加查处。把贪官追得水尽山穷，叫他子孙后代也做个穷人，方符合朕的本意。”

   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追查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雍正说：“这些人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借死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这是万万不行的。”

　　雍正年间声势浩大且穷根究底的惩治行动，基本清除了康熙朝后期的腐败弊病，对官场侵贪的积习，给予了沉重打击，一举刷新了大清朝的吏治。而追补亏空的直接财政效果也相当明显：至雍正末年(1735年前)，户部银库积蓄多至6000余万两，是康熙后期国库存银的八倍多。当时记载称“仓庾皆充实，积贮可供二十余年之用”，国家财政窘迫的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若无雍正整饬，满清恐早衰亡。”日本史学研究者佐伯治如是评价雍正。后世评论“雍正一朝无官不清”。也许这种说法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国的公正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