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元年(683年)，高宗病危，鉴于太子李显充东宫才三年，处理国事经验不足，高宗遗诏命自己信赖的宰相裴炎与两位侍郎刘奇贤、郭正一为顾命大臣，“于东宫平章事”，以辅佐太子登基，并在遗诏中留了“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的话，即特别授权武则天以太后身份兼决大事。但并不是全权委托武则天临朝管理国事，而是在有特别重要的军国大事，同时皇帝与大臣们又“不决”时，才能兼取她的决定。

　　然而，裴炎却在高宗死后第三天、太子在灵柩前即位后的第二天上奏说，嗣君尚未正式册封为皇帝，也未听政，不宜“发令宣敕”，建议“宣太后令于门下施行”—即一切政令都要以太后武则天令的形式发布。

　　裴炎这个史无前例的建言对武则天来说太及时了。武则天从当上皇后以来逐渐掌握朝政参决权，至今已二十多年，她掌控国家和百姓命运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而今那懦弱病衰的夫皇去了，虽然遗诏中给了她一些决定国事的权力，但却明定非“军国大事有不决者”不能过问，这使她原来曾享有过的权力遭到很大的限制。从此以后，虽然她贵为皇太后，但皇帝已经成年，显然不会让她过多地干预政事，这就不能不让具有极强权力欲的她产生强烈的失落感。现在，借着裴炎的这个建言，她顺理成章地取得了国事的处分权，以后，太子正式受册嗣位并尊她为皇太后，她却霸着权力不松手，毫无还政的意思，以致从此“政事咸决焉”。

　　可以想见，当时除了顾命宰相裴炎，其他人是不敢提出这种建言的，而如果没有裴炎的这个建言，武则天也很难找出什么理由取得国事决定权，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皇帝对政事的控制逐渐巩固，武则天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淡出政治舞台去过她那富足高贵、含饴弄孙的太后生活了，唐代历史自然会是另一番摸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