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

　　——朱元璋

　　话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国后，在一手抓与民休息，一手抓功臣时，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以猛治吏。朱元璋信奉：“吾处乱世，不得不用重典。”在武官不惜死后，朱元璋在“贪”字上下足了工夫。

　　一是立法。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改设都察院后，马上出台的《大明律》明确规定，受财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八十贯则处以绞刑。受财不枉法，一贯以下杖六十，每五贯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后改为受四十贯就流放。贪赃钞六十两以上官吏，均处以枭首示众并剥皮实草等酷刑。为了惩贪，除了严刑峻法，朱元璋几乎没有任何选择。明朝的县、卫附近许多地方都设有土地庙(不要误会，这里的土地庙绝对不是土地爷的福地)，这是朱元璋对贪官污吏剥皮行刑的刑场，当时就叫“皮场庙”。假如你生长在那个时代的乡村，你经常可以看到，剥下的腐败官员人皮，被填满杂草后，悬挂在官府公堂，以示警戒。官员在此办公，心惊肉跳。我们且看朱元璋的刑罚，除凌迟之外，还有裸置铁床，沃以沸汤;有铁刷，以铁帚扫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脊悬之;有称竿，缚之竿杪，似半悬而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钩入谷道而出;有剥皮，剥贪吏之皮，置公座之侧，令代者见而儆惩。此外，还有挑筋、剁指、刖足、断手、刑膑、去势等酷刑。

　　与此同时，为了杜绝当时的财务混乱现状，他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实施了一系列新的管理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将汉字中的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在进行钱粮等财务登记时改写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这一举措对于堵塞财务管理上的漏洞，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成为我国历史上金额大写字的首创。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实践中逐渐将“陌、阡”二字改写为“佰、仟”，并在财务往来中一直沿用至今。

　　二是普法。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把很多政府处理的贪污受贿、为非作歹的案例，编成四本书，分别是《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他要求每家每户必须有一本《大诰》，目的是“家传人诵，得以惩戒而遵守之”。《大诰》公开颁布当年，朱元璋亲临午门为其造势，还亲自对群臣讲解《大明律诰》的 “立法宗旨”。在民间，朱元璋令人组织讲读大会，聘请专人讲授，万众聆听，当时“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政府发动十九万人搞普法教育，可以说规模空前。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朱元璋煞费苦心颁布了一份教材，叫做《醒贪简要录》，由政府统一出版，当成红头文件赐给官吏，每人一册。朱元璋亲自作序，他在序中写道：“四民之中士最贵，民最苦，最苦者是什么哩?每当春耕之时，鸡鸣而起，驱牛柄犁而耕。禾苗即种，又要耕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等到秋收，交官之外，所剩无几，要是遇上水灾虫灾，则全家遑遑，毫无希望。今居官者不念民苦，甚至刻剥而虐待他们，真是太没有心肝了。今颁书于中外，望做官的懂得体恤吾民!”在书中，朱元璋详细记载了大明帝国各级官吏的品级、俸禄，折合稻谷是多少，然后，再折合成平均亩产是多少，农民需种多少亩田才能产出，按照《醒贪简要录》的算法，七品县令月薪七点五石大米，年薪为九十石，需要七十多亩地、五个农民专门为之生产，光是挑那些稻禾就需要走一千多里地。每次诛杀重大贪污犯，朱元璋都命令官员到刑场观斩，还要刑部将其罪行印发到各衙门，广为张贴，以示教育。

　　三是执法。朱元璋深知官场官官相护的道理，为了下言上达，他广开言路，在午门外设立“鸣冤鼓”，百姓若有冤屈，在地方政府无法讨回公道，就可击此鼓鸣冤、直接申诉，由他亲自审理。为此，朱元璋还打破只有朝廷大员才能早朝的规矩，规定所有的官员，不论品级、隶属，均可参加早朝，上殿倡言国事，如有隐情，还可申请单独召见。

　　为打消老百姓害怕遭到打击报复的顾虑，朱元璋准许百姓密封奏事，就是直接给他写密信。此外，他还广设检校，对各级司吏进行监视，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的行为，即可随时举报，哪怕是深更半夜，朱元璋也会闻讯起来接见。因此，有的贪官晚上受贿，第二天早晨就有“纪检委”上门了，动作之神速，让人惊叹。这样，就连在远离京师的偏僻之地，郡县之贪官污吏也提心吊胆，不敢稍有松懈，日夜担心被人举报。

　　朱元璋深知，官员下乡往往会倚势欺人，趁机盘剥，即使官员本人廉洁清正，也会给百姓增加接待的负担，因此，朱元璋禁止官员擅自下乡扰民，凡擅自下乡扰民的官员，将其逮赴至京，斩首于市。朱元璋疾恶如仇，即使是亲属犯法，也一视同仁，绝不姑息。在他眼里，大明律法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既没有亲疏之别，也没有等级之分。

　　下面来看朱元璋上演的三部曲。

　　一是在处理小案时，突出一个“快”字。

　　名案解析：朱亮祖案。

　　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开国大将朱亮祖受命出镇广东，朱是武将出身，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筐，他放纵军士胡作非为，欺压良善，搞得天怒人怨。本来像朱亮祖这样的人是没人敢管的，但偏偏碰上了一个性格耿直的县令道同，此人是蒙古族，以至孝闻名。道同执法严明，严惩地痞恶霸。朱亮祖到广州后，很快与恶霸沆瀣一气，把广州搞得乌烟瘴气。番禺城中有一群流氓地痞，欺行霸市。有一天，道同布好眼线，一举将他们抓获，又从他们口中得知其为首者，一并抓来枷在大街上示众。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一些漏网之鱼找到朱亮祖，求他出面搭救。朱亮祖本身就是流氓，他对朱元璋的性格还是有所了解的，不敢把地方政府怎么样，就让人将道同召至府上，设酒食款待，席间委婉地请道同放人。以道同的脾气，自然不同意，他历数了这些人的罪恶，然后对朱亮祖说：“大人以侯爵之尊，出镇南疆，应当抚慰百姓，除霸安民，不要受小人蛊惑。”一席话将朱亮祖弄得哑口无言。

　　朱亮祖见道同一个七品县令竟然不买他的账，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第二天早晨，朱亮祖亲自带人砸开枷锁镣铐，将那些地痞恶霸抢走释放。老朱依然余怒难息，没过几天，他借地方官员拜见的机会，诬陷道同礼节不周，对其进行了严厉责打。朱亮祖有个罗姓爱妾，其兄弟天天带着一群恶奴在街上游荡，寻衅滋事，掠人田宅，抢人妻女成了家常便饭。百姓告发罗氏兄弟的状纸堆满了道同的书案，一些人更是拦轿哭诉。道同十分棘手，知道只要自己一动手，朱亮祖便会出面干涉，但想到受害百姓，就决心再与朱亮祖斗一次。经过周密调查，道同秘密逮捕了罗氏兄弟，将其关入县衙，并派人严加看守，没想到朱亮祖这次更绝，直接调集军队冲进县衙将罗氏兄弟抢走了。道同仰天长叹，他知道凭自己的力量是斗不过朱亮祖的，但已经没有退路了。与其束手待毙，不如主动出击，道同连夜写好奏章，派人秘密送往京城。不料，朱亮祖有个很聪明的幕僚，他说：“按道同的脾气，他会冒死上疏的。大人，不如先发制人。”朱亮祖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弹劾道同傲慢无礼，立刻让人拟好奏章，派人快马送往南京。结果，朱亮祖的奏章率先送到朱元璋处，朱元璋非常吃惊，在奏章中加了“目无官长”的罪名，当即批了“斩立决”，派使者去广东执行。朱亮祖派人买通了使者，弃船登陆，乘六百里快马，昼夜兼程，迅速赶到广州，将道同斩首。几天后，道同的奏章也送到了，道同奏章字字血声声泪，朱元璋恍然大悟，方知受了朱亮祖的蒙蔽，于是，立刻派人追回诛杀道同的上谕，并调道同入京。但一切都晚了，使者回来称，道同已死。朱元璋怎么想，都不大对劲儿，照常理推算，前道命令应当能够追回，他知道一定是朱亮祖从中作祟，便再次派人赴广东捉拿朱亮祖父子进京。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九月初三，朱亮祖父子被押到南京。朱元璋满脸怒气，朱亮祖双腿一软，就跪了下去，膝行向前，不住地以头撞地，请求宽恕。朱元璋怒火中烧，命武士对其进行鞭打。武士们早就从朱元璋的表情读出结果，于是，加重了鞭打力度，不一会儿，朱亮祖父子气绝身亡。

　　在这件事上，朱元璋快刀斩乱麻的风格体现无疑。

　　二是在处理中案时，突出一个“狠”字。

　　名案解析：空印案。

　　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过程可表述为：当时朝廷规定，户部(相当于今日的财政部)须每年审核各地方政府例行上报的财务报表，且要求非常严格，稍有不合，立即作废重报。于是，各地进京申报报表的财务人员为了少折腾，就便宜行事，在进京时携带多份盖好了本地公章的空白报表，以便在与户部反复核对数字后，即可重新填制。 308

　　而造成“空印”的原因是，当时的通信、交通工具还不发达，汽车、火车、飞机统统都没有。因此，远的省份来回一趟京城需要一二个月甚至数个月，且不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果一旦报表数据有误或是稍有纰漏，又得“从头再来”。长此以往，各地财务部门苦不堪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于是就出了这个对各方都有利的“空印”招数，并为各方所默认接受。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头，朱元璋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知道了这件事后，认为这是个官员相互勾结、徇私舞弊的惊天大案。户部对地方政府报表的审核，是当时朝廷(朱皇帝)规定的制度。执行制度“没有任何借口”，必须无条件执行。制度执行中有困难、有弊端，也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审批认定后方可“变通”，绝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否则即是违规，违规则必受惩罚。为此，朱元璋震怒了，下令将全国十三个省、一百四十一个府、一千多个县的主印官(一把手)共一千三百多人(其中包括监督不力者)，不论清贪良莠全部处死，副职以下官员打一百棍，充军流放。

　　在这件事上，朱元璋铁腕整治的特点展现无疑。

　　三是在大案上，突出一个“准”字。

　　名案解析：郭桓案。

　　事件起因：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户部侍郎(财政部副部长)郭桓贪污，并检举其贪污行为如下：

　　第一条，挪公款。应天、镇江等五个州、府，是朱元璋最早的根据地，也就是“红色老区”。由于老区人民长期“无私支援”朱元璋的军队南征北战，为了回报这份恩德，朱元璋决定免除这些地方所有民田的夏税秋粮，官田则减半征收。但是，到了征税的时候，这些州县几十万官田的夏税秋粮，竟无一粒收缴上仓，全部被郭桓等人勾结地方官员，私自瓜分了。第二条，吃回扣。户部本该收浙西地区的秋粮450万石，郭桓却只收了60万石粮食和80万锭银钞。这些银钞可以抵200万石粮食。剩下的190多万石粮食，就被郭桓伙同当地的官员私分了。第三条，乱收费。以郭桓为首的贪官污吏在征收皇粮国税时，巧立名目，扰民害民，收取的费用五花八门，多如牛毛，比如：车脚钱、水脚钱、口食钱、库子(即仓库保管员) 钱、蒲篓钱、竹篓钱、沿江神佛钱(运输官粮的时候需要求神拜佛，以保佑官粮押运平安的钱)。第四条，收红包。郭桓等人收受应天等地富户徐添庆等人的贿赂，私自免除他们的马草(战马所需的草料)，将负担转嫁给已经交纳马草的安庆百姓。第五条，假充真。郭桓还搞纳粮入水、纳豆入水的勾当——每年都有一些奸诈的大户，伙同仓库官在豆、粮中拌水，以增加斤两。每间仓库容量不下一万余石，往往只因为一户刁民掺水，结果就导致官粮经湿热一蒸而全仓坏掉。

　　对于这个举报，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重视，他立即成立了以国家检察院副院长(右审刑)吴庸为组长的郭桓案专案组。专案组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后，很快向朱元璋汇报了调查结果：郭桓等人几年之内连贪污带盗卖再加上掺水毁掉的官粮，总共造成了2400万石粮食的损失，而这相当于当时整个国家一年的收入。

　　结果，朱元璋震怒之下，郭桓等主犯们的脑袋很快就搬了家。

　　与此同时，朱元璋采取铁血措施，还对他们的同党追查。结果在严格的追查之下，朱元璋发现，几乎所有六部的官员都成了郭桓的同犯。其中包括文化部部长(礼部尚书)赵瑁，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王惠迪，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王志，建设部副部长(工部侍郎)麦至德等部级高官显贵，下面的臭鱼烂虾小喽啰更是数不胜数。

　　古语云“法不责众”。但朱元璋先生不信这一套，他下令：该杀的都得杀!此案过后，中央各部里都只剩下寥寥可数的几个扫厕所的清洁工，部长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这种场景，在中国历史上是绝对空前绝后的。在这件事上，朱元璋“雷厉风行”的个性显现无遗。

　　总之，朱元璋当政31年，先后发起6次大规模肃贪，杀掉贪官污吏15万人，成果辉煌。最后，不得不搞出“戴死罪、徒流罪办事”的“新生事物”，就是贪官被判了死刑、流放，但还没有马上执行的，可继续留任办公，公务办完后再杀、再流放。堂堂衙门，竟出现了堂上犯人审犯人的奇观。

　　后来，文武百官上朝时有“两怕”：一怕朱元璋的玉带;二怕御史官的绯衣。朱元璋上朝时若将玉带高挂在胸前，上朝的百官便一块石头落了地，皇上今天情绪不错，没有什么大碍。若是朱元璋将玉带揿在肚皮下面，文武百官则个个噤若寒蝉，胆战心惊，因为这是朱元璋要下决心大开杀戒的预兆，当天准有大批官员掉脑袋。而监察都御史上朝时要是穿上绯衣，便意味着在皇上面前要弹劾官员，指不定轮上谁倒霉。所以，文武百官上朝时格外留神“玉带”和“绯衣”这两件东西，只要有其中一件出现，上朝的官吏无不战战兢兢，心惊肉跳。

　　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到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元璋与百姓密切配合，严厉打击贪污腐化。那个时候，几乎无日不杀人。在洪武时代做官，真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勾当。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当真印证了“伴君如伴虎”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