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通过“靖难之役”篡逆而起的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除了“篡逆”的行为后世颇多指摘，以及登基之后，大肆建文旧臣的行为招致抨击外，对其在位二十二年的评价还是甚高的。

　　而纵观朱棣执政的二十二年，也可谓丰功赫赫：重开大运河，编修《永乐大典》，经营边疆，西部建哈密卫，东北设努尔干都司，册封蒙古三部，西南改土归流，册封活佛，往吐鲁番，伊梨，哈密派驻署理宗教事务的“僧纲司”，巩固发展大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外遣陈诚通西域，派郑和七下西洋，通好外邦，向大明称臣的属国多达八十余个，最远抵中非地区。派军平安南，不战而威服日本，五次北征蒙古，平鞑靼，克瓦剌，大展天朝军威……文治武功，伟业赫赫。因而《明史》在承认其“，惭德亦可掩哉”的同时，也赞道他“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而这“卓乎盛矣”的时代，自然英杰辈出，文有编修《永乐大典》的大明三大才子之一解缙，操持国事，开大明内阁先河，创“阁体诗”的“三杨内阁”，武有平安南的名将张辅，以及五次亲征漠北的朱棣本人，还有“威服四夷”的杰出外交家郑和，陈诚。然而诸多光辉夺目的人物，却掩映不住一个人的光辉-——永乐朝户部尚书，被海内外诸多明史学家赞为“永乐盛世大账房”的名臣---夏元吉。这全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这个集列朝所有“鸿业”于一身的时代，列列伟绩，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一个字---钱。

　　为这最简单的道理，且让我们看看他默默无闻，却值得尊重的一生吧。

　　夏原吉，字维喆，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生人，生于江西德兴，后随做教谕的父亲迁居湖南湘阴，据说其母生他时，梦见屈原来到房中，故称他是三闾大夫(屈原)转世。看似出身“高贵”，却自幼家境贫寒。十三岁时父亲过世，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小夏元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但刻苦读书，更兼在附近教蒙学以贴补家用。他学苏东坡之法，将每月的工钱分三十份悬挂在墙上，每日取用一份，微薄的收入，竟能被他支配得井井有条。其师知道后惊叹道：小小年纪，尤善理财，来日必理大明天下之财。数年之后，身担大明朝户部尚书重任的夏元吉，果然实现了老师的这一预言。

　　洪武年间，夏原吉考取举人，为节省学费，他进入了大明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其刻苦态度颇得执掌翰林院的宋濂的赏识，经宋濂推荐被选入翰林院负责抄写文稿，别人时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上班时间”嬉笑打闹，唯独夏原吉正襟危坐，安心抄录，每次都既快又好的完成任务。其兢兢业业的态度也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随即破格提升为六品户部四川司主事，从此，在这个掌控大明朝财政大任的部门里，夏原吉开始了终其一生的辛劳。

　　和大明朝首任户部尚书杨思义相比，夏原吉为人低调沉默，但一语既出，必切中要害，与喜好旁征博引，口才卓越的杨思义全然不同。但两人都是“通才”，不拘泥于四书五经，于算学和工程制造都多有研究，更重要的是，两人也都有过“贰臣”经历，建文皇帝朱允文即位后，升他为户部右侍郎，“靖难之役”三年间，他操持国家财政，供应前线军粮，费心费力。

　　后建文帝事败，永乐皇帝大兵入城的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1403年)，不知城中变故的夏原吉正在值房“上夜班”，连夜点算城防所需用度，却被最先卖身投靠朱棣的兵部尚书茹常率兵闯入，绑了交到朱棣面前，声言夏原吉在靖难之役中“助纣为虐甚多”，激得朱棣也颇为恼火，问夏原吉有何辩解，夏原吉却不慌不忙答道：“君上殉难，臣子理当死节，只是请殿下容臣三天。”朱棣一愣：为什么?夏原吉答：“户部尚有账目未点算完毕，此事关乎黎民生计，请容臣三天内做完，再随先君赴死。”这个临危不惧且至死还“牵挂工作”的能臣，终于打动了朱棣，当即下令将夏原吉释放，官复原职留任，两个月后又提拔为户部左侍郎，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人。

　　就在升官为左侍郎数月后，永乐元年(公元1404年)四月，夏原吉得到了他任上的第一个重要差事：赴江南治水。彼时江南，是大明朝物产最为丰富之地，但是税收的主要财源。可自洪武三十一年以来，连年暴雨成灾，导致粮食减产，国家赋税大损，此事朱棣颇为重视，早在入主南京初期，就先后派遣工部侍郎吴中，兵部侍郎方宾于建文四年八月，十二月两次下江南治理，可这两位跟从朱棣北来的“老班底”不通南方水情，以至徒耗民力，劳而无功。因而夏原吉此行，朱棣甚为重视，行前专门派督御史俞士吉送水利书籍给夏原吉。

　　两个月后，又派户部右侍郎李文郁前往协助，夏元吉到后，先反复考察水情，然后力排众议，更改传统治水方法，提议从吴淞河至太湖之间开凿运河，并在沿途设置水闸，控制流量，以求“涝则分洪，旱则灌溉”之效，动用民工10万人，夏原吉以身作则，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亲自督工，旁人劝他注意休息，他却答道：民工都在辛苦，我怎能独享安逸。众人闻之感奋，工程大进，次年，他又督造了连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将江南两大河流贯通起来，至永乐二年九月全线竣工，从此“苏淞农田大利”。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采用相同的治水方法，则还要等到二百年后的美国田纳西水利工程时。其江南治水功绩，连朱棣的第一谋士姚广孝也为此称赞夏原吉道：古之遗爱也。

　　初建奇功的夏原吉自此得到朱棣荣宠，归南京后愈加器重，不久后升为户部尚书，正式担当“大账房”。他更借此劝谏朱棣废除“文字狱”，并为朱元璋时代因文招祸的文人们“平反昭雪”。一番开导，终令朱棣下达了“大明朝不因文杀人”的，一批之前蒙冤几十年的文人，诸多被封杀的诗文著作，均从此重见天日，而明朝此后文化繁荣，百家争鸣，更从此开始。

　　而夏原吉在永乐时代的最重要作用，却是和永乐时代一系列“大功业”紧密相连的：造宝船下西洋，编修《永乐大典》，南征安南动兵三十万，五次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动兵五十万，经济花费更是天文数字，对比前朝后世，号称“丰庶”的隋朝炀帝时代，后人赞为“富宋”的北宋徽宗时代，累积“十大武功”的清乾隆时代，上述的“大动作”仅进行了一两样，便招致国库空虚，苛捐杂税丛生，百姓负担激增，以至变乱四起。但永乐时代，虽说难免劳苦百姓，却终能将这些“大动作”一一完成。个中的奥妙，正在于夏原吉的“理财之能”，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赞叹说：历朝论理财能者，唯桑弘羊夏原吉二人也。将之与西汉经济学家桑弘羊相比，评价可谓甚高。

　　而夏原吉之所以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正在于他高人一筹的经济眼光，朱棣的历次“大动作“中，不断有人提议用增加赋税的办法解决筹款问题，每次夏元吉都坚决反对，他的诀窍，可以概括成一句话：“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苏民，且便商贾”。

　　这些方法中，“裁冗食”最难办，其内容涉及到“机构精简”，减少皇室开支用度，甚至限制朱棣本人花费等问题，夏原吉知难而上，永乐四年，借筹措下西洋经费为由，请旨裁剪中央到地方闲散衙门200个，分流近千人。朱棣每年给诸皇子的赏赐，也经其谏劝，每年俭省近三分之一，朝廷禁军，经其核算淘汰大量老弱残兵，建成兵少战力精的“三大营”，这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其贿赂以图“方便”，夏原吉将众人的贿赂之物尽数挂在家中屋檐下，以表清廉之意。接着流言四起，不断有人在朱棣面前进谗言，好在朱棣对其信任有加，多次告诫群臣：“构陷夏原吉者，处重罪”。

　　其他的几条也开展起来，“平赋役”，增加对富户阶层的税收，减免贫民阶层税收，并允许乡民出钱代劳役，“清仓场”，即清理各地仓库，严查贪污，每遇贪墨要案，他亲自核算，屡屡揭穿贪官伎俩。“广屯种”，招募内地无地乡民去边塞耕种落户，却不是朱元璋时代的“强制迁移”，而是国家出台“优惠”，用免税政策和经济补助吸引农民前去落户，结果九边各地二十二年来“户口增倍”，最早从内地“闯关东”的人，也恰是这一时期。而各个政策里，最关键也最难办的却是两样---“严盐法”，“钱钞之禁”。

　　“严盐法”，即洪武朝时杨思义倡导的“开中法”的再调整，“开中法”自洪武年间实施以来，对巩固国防，加强边地防务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永乐时期却情形大变，自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起，朱棣开始主动出击，先后五次大规模对蒙古用兵，虽捷报频传，但每次出师都在30万人以上，加上“下西洋”“开运河”“通西域”等大动作同时进行，财用自然捉襟见肘。

　　无奈之下的夏原吉“跳跃性思维”，变“开中法”为“严盐法”，即由每年商人向九边输粮换取盐引，变为商人仅向北征蒙古的“出发地”集中输送粮食换盐引，这小小的调整，虽减少了九边其他边镇的收入，却保证国家可以短时间集中大量钱粮，打好北征之战。后来迁都北京时，也故伎重演，解决了大明迁都的经济难题，虽说是“权宜之计”，可毕竟解决了问题。“钱钞之禁”却是朱元璋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

　　洪武时代，朱元璋发行纸币，即“洪武宝钞”，但当时明朝发行纸币并无“准备金”，导致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到永乐时代，虽出台禁令，严禁民间金银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对宝钞采取抵制态度，具体方法是，每到用宝钞交易时，就故意哄抬物价，每到用铜钱交易时，便恢复常价，虽时常重惩，却屡禁不止，以至一度“纸不如铜”。夏原吉却反对用强，反而对症下药，一方面紧缩银根，保障宝钞信誉，另一面让宝钞价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挂钩，以维持宝钞经济价值。“经济手段”确是管用，不久后物价渐趋稳定，国家财政日益平稳。

　　身为“大账房”，又面临国家每年“花费如流水”的情景，自然养成了夏原吉“用度谨慎”的特点，每年他“谏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行为，永乐时代的各式“大活动”，如接待外国使节，修筑河道，乃至练兵设防，样样用款，但凡是由他负责，皆小心百倍，认真核算，做到能省则省，为此也时常与兵部，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夏刺头。所谓“刺头”，在当时民间方言里，是“小气鬼”的意思。

　　而这“刺头”也终于刺得朱棣龙颜大怒。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欲发动第三次北征，一举平灭鞑靼太师阿鲁台。但深感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的夏原吉竭力阻止，触怒了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原吉的国公张辅以及汉王朱高煦的争相挑拨，夏原吉被解除职务，送“内宫监”长期关押。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帜从中调解，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抄家的时候家中仅布衣和瓦器，朱棣闻之感叹：“果然刺头也”。而北征的结果也不幸被夏原吉所言中：朱棣连续发动远征，“严盐法”渐被滥用破坏，国家财税捉襟见肘，国库空虚，从夏元吉下狱的永乐十九年(1421年)至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北征归途的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仅大米的价格，就从一石一贯宝钞，上升到五十贯宝钞。

　　朱棣病逝后仁宗朱高帜登基，赦夏原吉出狱官复原职，首任要务还是解决这“通货膨胀”问题，夏原吉殚精竭虑，再改“严盐法”，允许商人用宝钞直接换盐引，规定以三百贯换一引，另外继续对皇帝“刺头”，禁绝宫廷奢靡消费。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夏原吉主持改革商税，减少国内关卡，鼓励商品流通，削减收税比例，做到“税少而财增”，经永乐时代日益空隙的国库，终重新充裕起来。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夏原吉退休，数月后病逝于家，赠太师。这位历事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账房”，堪称“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两大黄金时代的关键人物。

　　补充一点的是，素来被认为“刺头”的夏原吉，也有大方的时候，比如每年划拨给各地收养孤寡老人的养济院的经费，从来都是逐年增加。但凡有各地闹灾，划拨救济粮米均大大超过预算，私生活方面，其亲弟弟从老家来看他，他仅赠米两石，但京城周边乃至老家的孤苦学子，却时常得其无私资助。在这位“大账房”眼里，钱用在老百姓身上，也就用在了“刀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