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荣国公”，相信绝大多数人会联想到《红楼梦》，会联想到开创贾府百年基业的“荣国公”贾源。但《红楼梦》毕竟是小说，里面描写的那些人和事儿，包括“荣国公”的封号，多是作者的虚构和杜撰，所以不能等同于历史来看。历史上真实的荣国公为数不少，像隋唐的来济、高满政，明朝的梅殷、张玉，都因为战功被封赐为“荣国公”。而历史上以僧人身份获此殊荣的，却只有明朝永乐年间的道衍和尚一人。

　　无论是在明朝历史上，还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道衍和尚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深通谋略的奇人，一代参透世俗的高僧。如果说玄奘法师和鉴真高僧在佛学传播和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话，那么道衍和尚则改变了明朝政治格局，进一步说，他改写了中国历史的篇章。其个人成就，以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力，决不亚于三国时期谋划三分天下的诸葛亮和元末明初的传奇人物刘伯温。

　　道衍，俗名姚广孝(1335—1418)，江苏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出身医家，博学广识，精通儒、道、佛等诸家之学。十四岁时，度发为僧，改法号道衍。三十岁时，前往径山随师习禅。期间，他游历四方，与当时许多吴中文人往来频繁，交游酬唱、评书品画，所以有人把他列为“北郭十友”之一。四十八岁时，经人举荐，入燕王府开始辅佐野心勃勃的诸侯王朱棣。

　　如果没有道衍的煽动，朱棣未必敢举事;如果没有道衍的擘画，朱棣也未必能成事。尽管燕王朱棣觊觎帝位已久，尽管北平集团的实力雄厚，但以一隅反天下，以王府北平挑衅国都南京，朱棣心里终究还是没底，更不敢轻意的付诸实施。朱棣最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他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江山，从某种程度上说，道衍和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朱棣来说，道衍和尚在他心目中的份量，远不是一个普通的军师或者谋士，而是“靖难之役”的总智谋和总策划。说白了，是道衍和尚最终促成了整个“夺宫事件”的大功告成。

　　单从对时局的判断和对战机的把握上来看，道衍的大局观念和军事谋略就让人称奇，更让当时身处“温柔富贵乡”的建文帝措手不及。朱棣起兵之后，“靖难军”与“中央军”曾有过近三年的军事拉锯战，虽然双方各有消耗，但总体形势对朱棣一方更为不利。如果再这么耗下去，吃亏的肯定是朱棣，必须要速战速决，否则功亏一篑。认清了这一点，道衍突出奇招，建议朱棣轻骑挺进，直取南京，“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这一招，比起当年官渡之战时曹操径取乌巢之举，毫不逊色。这种派出尖刀部队直插敌军心脏的战术果然奏效，朱棣很快就“连败诸将于淝河、灵璧，渡江入京师”。混战中，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捡起侄子丢在地上的帽子，如愿以偿的当上了永乐皇帝。

　　从坚定信心的煽动，到缜密周详的策划;从造反前的充分准备，到举事后的战略调整，道衍与朱棣如影随形，寸步不离，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直到朱棣顺利渡过长江天堑，一直充当着北平集团“主心骨”和“总指挥”的角色。对于这样一位辅佐自己成就帝业的元勋人物，朱棣没有亏待他，不但“论功以为第一”，封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而且还“复其姓，赐名广孝”，道衍的祖父也被追封为大官。就连新皇帝朱棣与他说话的口气和称呼，都有了极大变化，“呼少师而不名”。

　　对一般人来说，分享成功后的成果和喜悦，乃人生大快之事。然而，贵极人臣的道衍却不这么认为，历史上“兔死狗烹”的例子，以及朱元璋对功臣的场景，使他不得不选择了在人生巅峰时的急流勇退。朱棣让他蓄发还俗，他不干;送他两个漂亮姑娘，他不要;赐给他一套豪华别墅，他不住;最后，让他管理全国佛教事务，仍旧入朝议事，他同意了。于是在永乐朝，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位老态龙钟的光头和尚，上朝时穿着制式官服，回家后便披上袈裟，那自然就是姚广孝了。姚广孝虽然名义上只是一个管理宗教事务的官员，但实际上仍然是朱棣最重要的谋士与心腹，朝中重大事务，朱棣都要找他商量。正是那件袈裟，才冲淡了朱棣对他的戒心;正是抽身自退，才博得了皇帝对他的信任;正是低调检束，才得以与皇帝善始善终。

　　虽然选择了远离官场，但姚广孝对自己的兴趣和追求却没有丝毫改变和半点停歇。晚年，他承担皇太子、皇太孙的辅导讲读，主持了《永乐大典》、《明太祖实录》等书的修纂。永乐十六年(1418年)三月，姚广孝因积劳成疾，在庆寿寺病逝，享年八十四岁。朱棣知道后“震悼，辍视朝二日，命有司治丧”，并“以僧礼葬”，以尊重姚广孝生前意愿。同时，还追赠其为“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明成祖朱棣亲制神道碑志其功。洪熙元年，加赠少师，配享成祖庙庭。生前荣极一时，死后无上荣光，对于以和尚身份受封“荣国公”的道衍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千古荣耀，这也是《红楼梦》中的贾府之“荣”所望尘莫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