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后宫中的这位杨妃，史书中对其的记载只有一句话：“恪母，隋炀帝女也。”可见杨妃虽然名义上为隋炀帝女，看似出身高贵，然而连生母为谁、排行第几、封号为何都不知晓。杨妃没有公主封号，说明没有受过正式册封——隋炀帝登基后便去了洛阳，即使是册立太子也不过是下诏遣使回长安，更不用说还会特意记得要去册封一个留在长安的公主了。也由此可知杨妃的生母身份较低，且并不得宠，只是一名普通后宫。

　　而史官在史书中极为同情李恪，尽管完全列举不出李恪究竟有何才干和才华，但仍旧对李恪是各种溢美之词，所以在其传记里特别提到“恪母，隋炀帝女也”这一句，就是为了表彰李恪生母身份高贵。但即便如此也仍只有隋炀帝女这个头衔，可见杨妃无论是在隋宫还是唐宫地位都不高——在隋宫里没有公主封号、在唐宫里嫔妃品级低到没有记载甚或是不值得记载。

　　同时根据岑仲勉先生的统计，杨广在位的十四年里，累计下来在长安待的时间只有186天，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巡幸的路上就是在准备巡幸，所以想来杨公主若是受宠的话，理应同其长姐南阳公主一样，陪伴在隋炀帝身侧远离长安才是。可事实却恰恰相反，依据李恪生于武德二年的情况来看，杨公主应当是武德元年便入了宫。换言之，李渊在长安甫一登基，杨公主便就此成了秦王府后院的一员，很显然这位杨公主虽然说起来也是隋炀帝的女儿，却根本得不到父亲的重视和宠爱，所以才会被遗忘在长安，被新建立的李唐王朝顺手接收。

　　何况李渊与杨广的母亲都是独孤氏，还是亲姐妹，独孤皇后曾对李渊颇为照拂;李渊建立的唐朝至少在名义上是从隋恭帝手上禅让过来的，结果李渊就这样将他表弟遗忘在长安的女儿丢给了自己的儿子做妾。李渊若还算看重这位与自己多少有点血缘关系的前朝公主的话，怎么说也要将其嫁做正妻而不是小妾——无论是嫁给皇子还是大臣。而且就算是做妾，也该塞给太子李建成，而不是塞给当时看起来与皇位无缘的秦王李世民。毕竟人家李建成好歹在武德九年前还是太子的身份，若无意外的话，这位杨公主作为李建成的小妾，等太子登基后怎么说也能混个五品以上的嫔妃当当，而给亲王做妾，最多只是个五品的孺人。

　　更何况根据杨广死于义宁二年三月(618年)，李恪却在李唐武德二年(619年)就出生了的情况来看，杨公主很明显是在热孝期间怀的孕，竟然连为亲生父亲守满27个月的孝都做不到。由此可见这位所谓的“隋炀帝女”在李唐王朝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了，更别说还能得到怎样的礼遇了，若杨公主的身份还算尊贵，又怎会如此被人随意地打发，甚至连为父亲守个孝的机会都没有。

　　而杨妃会被如此对待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自古成王败寇，亡国之君的地位都摆在那儿了，更别说亡国公主了。想想秦灭六国后，六国“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的凄惨模样;想想陈朝灭亡后陈后主的几个亲妹妹，乐昌公主被赏给杨素做妾，宣华夫人、弘政夫人被没入了隋掖庭，还有几个被赏给了朝中大臣和皇子;再想想宋徽宗的女儿柔福帝姬也是公主，在金朝过的却是什么日子，便可知这些亡国公主在新王朝眼里不过是战利品一样的存在。

　　再看她在后宫中的封号。唐朝贞观年间的四夫人封号以贵淑德贤为序，韦贵妃的封号是非常明确的。另有一位生育了十三皇子李福的杨贵妃，贵妃的封号是死后追封，可见其生前也是正一品的妃位，很有可能封号便是淑妃。而燕德妃是由贤妃升为德妃的，原因是阴妃之子李祐谋反被诛，阴妃也由此被降为了嫔。还有一位郑贤妃，是燕贤妃升为德妃后随之晋位的。所以杨妃生前并无妃位，不过是死后才被追封为“妃”，提升了品级。

　　杨妃于武德二年生吴王李恪，武德八年之后生蜀王李愔——武德年间的皇子皇孙都是按例一岁时册封，而武德8年时，李世民的儿子中只有第五子李祐受封，所以第六子李愔最早也是武德八年才出生。杨妃没有女儿，因为唐太宗21位公主中只要生母身份较高的，史书或墓志铭才有记载，其余15位公主的生母因出身低微而不见载。

　　而杨妃的两子吴王李恪与蜀王李愔，虽然一直以来由于电视剧的宣传，很多人误以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喜欢的儿子，但就史实而言，论起唐太宗所有儿子中谁的待遇最差，李恪称第二，没人能比他更差。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史书是如何记载的。

　　首先，同样是在《旧唐书》中，对李恪是“太宗常称其类己”(《唐会要》中记载为“太宗尝称其类己”。可见这里的常通尝，意为曾经而不是常常)，对太子承乾则是“太宗甚爱之”，而对李泰更是用了“魏王泰宠冠诸王”这样的说法。如此一番比照，唐太宗对李恪这位所谓的“爱子”的宠爱，也实在平淡无奇了些。更何况唐太宗对三位嫡子的爱护在史书上的记载是数不胜数，而对李恪的宠爱甚至无从列举。

　　其次，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7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18年、20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而贞观7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不仅不让李泰之藩，甚至还想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李治就更不用说了，唐太宗一直将这个儿子亲自带在身边抚养，绝口不提之藩的事，贞观16年甚至干脆直接让他上朝参政了，却偏偏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

　　再者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最后，便是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唐太宗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