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定天下后，刘邦以儒家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取消秦朝“严刑峻罚”的做法，废除连坐法及夷三族，提出了“德主刑辅”。即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达到宽柔相济，严松相当的统治效果。

　　自司马迁之后，汉高祖刘邦的人格品质，被人看好的不多，即使在刘邦事功得到极高推崇时，也只是说他拯民于水火，而不对其整个人品加以推崇。对刘邦的非难，或始于阮籍登广武战场“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之叹，到了《厚黑学》风行之后，刘邦二字简直成了人品不好的代名词，至今未有改观。这些否定刘邦人品的看法，也是来源于《史记》，应该说至少部分真实。结论时，其着眼点往往在刘胜项败。其实这正表明了刘邦以天下之智为智、也以天下之心为心的特质，所以才能放弃一己之私欲私见，从善如流。难怪群雄肯为之驱驰，原因就在于刘邦能为大家提供最好的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

　　可以想见，在仁者效其仁，勇者效其勇，智者效其智，力者使其力的情况下，不仅战争取得了胜利，也为日后的文化复兴建设开创了良好的局面。前人有云：“汉高帝天性明达，好谋能断，是以知三杰之谋，用之而不疑;善陈平之计，从之而不吝;当食纳子房之策，挥洗听郦生之说。

   娄敬有定都之谋，则嘉纳不宠，赐以姓;陆贾有新语之献，则亲览而每称其善;谏易太子，周昌之言切矣，则爱之;论次萧何，鄂千秋之言当矣，则赏之。其用人之明断也，为何如。惩秦敛之苛，则约三章之法;殚项羽之恶，则发义帝之丧;监胡亥之死，则立太子于草昧之初;惨焚书之祸，则祀孔子于过鲁之日，立宗庙;尊太公封同姓，而孝悌之风行;申军法，定章程，起朝仪，而制度之美之一，政之因革当矣。丁公不忠，则戮之以徇军士;季布各为其主，则封之以表舆;论政之赏罚明矣，为政之明断也为何如。”

　　因为汉初的动荡，或许，汉高祖刘邦本身对文化建设没有直接的作为，但他以天下之心为心的做法，对于恢复文化就是一种导向作用。刘邦的态度造成了客观上的无为状态，与暴秦的“以吏为师”及焚毁百家之说的作法截然不同。

   刘邦是楚人，其故乡与老子的出生地相去不远，不知老子的学说会不会对他产生作用。这方面没有直接的证据，只有间接的曹参为齐相国取无为之道，而司马迁的父亲也崇尚黄老之术。大概这些人从刘邦的态度上感受到老子提倡的东西。老子曾说过：“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考察刘邦的个人品质，隐约与老子主张相吻合。最终造成的结果是，汉高祖的名望在终封建之世，始终是相当高的。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讨论刘邦对汉文化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天下之心为心，就是相信人民群众有选择知识的能力与权力，采取不干涉原则，让人民与社会自己发展自己，从而造成了整个文化的繁荣。中华民族的大多数之所以被称作汉人，就是与汉代文化在经秦火之后的迅速发展分不开的。孟子说，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以刘邦为首的汉王朝统治者在立国之初采取了无为的政策，造成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在今天对刘邦评价拨乱反正的同时，也应该给他在建立汉文化一道上，给予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