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历朝历代的特务机构，大家都会想起明朝的锦衣卫及东西内厂。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创了秘密刺探组织到朱棣的发扬光大，纵观276年的明朝统治史也是特务组织的最猖獗、社会最黑暗的发展史。然而，读过《三国志》的人，不难发现，早在三国时期，曹操就已经建立起一套非常成熟的特务政治体系了。

　　三国时期是个乱世，群雄揭竿而起，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社会秩序、道德秩序，有武器就是草头王。当时在曹操的阵营里，人才来自各个方面，有投降过去的，也有各种背景的社会势力的代表，可谓是龙蛇混杂。再者，曹操疑心重，对谁都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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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才能充分发挥阵营里各路人马的力量，同时又能对他们进行有力的约束呢?又能让曹操用起来放心呢?“校事”就在这种情况下孕育而生——一个类似于明朝锦衣卫、东、西厂的特务机构。也就是曹操建立起一套独特的监察制度，以特务政治的方式达到全面控制局面的目的。

　　《三国志•魏书•高柔传》有记载：“时置校事卢洪、赵达等，使察群下。”说明卢洪是中国特务第一人。至于他们如何为所欲为、滥用权力、残害无辜，在古籍中的记录实属不多。但古籍中记有当时军中流传的谚语：“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足以说明曹操的“特务”都是鬼见愁一般的人物。

　　在军事上，曹操为了确保每次出征的将领能够万无一失，以照顾为名，实则对将领和官兵的家属实施人质般的扣押，同时派出身边的近臣侍从随军进行监督。在民政方面，除了既有的体制传统之外，曹操还暗中建立了一套秘密的检查体系，把人事权和考察权集中在自己手里。根据《三国志》的记载，这种监察体制延续到曹丕称帝的时候还一直存在，俨然成为皇帝进行统治的日常手段。就在曹丕登上皇位的几年内，通过这种秘密监察系统查办的案件就多达上万件。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可以确定的有几个方面：一是校事有秘密监视和接受检举的权力，可不具体执行法律程序。也就是说，他们不对罪犯进行审判和定罪执行。二是他们只向皇帝做秘密报告，然后由皇帝转给相关官员进行系统审判和执行惩罚。三是这帮秘密机构的成员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全国军民，不管是谁，要是想告密，都知道去哪里找他们。说白了，这就是一帮只对皇帝负责的秘密机构，跟正常的官僚体系没有交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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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柔，曹操时期的最高大法官。曾就“校事”严重破坏朝政与体制等向曹操进谏：“设法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曹操却回答：“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事无大小皆能侦悉)，使贤人君之为之，则不能也。”

　　曹操说得很坦然，如果将全部精力用在“刺举”上，贤人君子能做得到吗?一般出身名门的人，都希望自己光明正大的在正常的官僚体系里当官，没人愿意进入到这种不能见光的系统里去当秘密警察。所以当时担任这些秘密官员的，都是些出身不咋地的人。虽说是出身不好和人品不咋地不能画上等号，可是你想啊，这些人，平时那些名门望族都不拿他们当回事，一下子有了最高统治者直接赋予的权力，还没有任何监督。更要命的是，这些人做的事，还不能在阳光下进行。不管是谁，进了这种系统，想不为所欲为都难。事实上，这些人也确实是做了很多坏事。比如说过去被谁拿白眼看过，这时候随便找个罪名，就把这人给办了。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组织，也就很好的能够防止正常的官僚体系里的官员只报喜不报忧。

　　这些校事是在曹操的默许下行事的，但曹操又根本没拿他们当人看，最起码没把他们跟贤人君子同等对待，这也是曹操对待“特务”的态度跟大明王朝统治者宠信特务的最大区别。毕竟，曹操是个做大事的人，他想的是重建国家和社会。不管什么时候，这样的抱负，都少不了士大夫也就是君子们的合作。曹操用这些小人，其实也是给这些精英们一个警告：我干大事少不了你们，可是你们也要明白，我也能治得了你们。否则像高柔那样的正直法官也会遭特务暗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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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明知道那些校事都是小人的情况下，还对他们加以重用，只不过是为了在当时的局势下保持系统的平衡，以便可以达到全面控制。待到曹操把江山事业做的越来越大的时候，为了网罗天下士人君子，就会把几个别恶名最大的校事给杀掉。

　　你看，只对皇权负责的秘密机构虽然从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出现，但真正把它发扬光大并形成制度的，还是曹操，而且也是在曹操之后，才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套路：在局势混乱尤其是格局还不成熟的时候，任用小人组成秘密机构、充当政治打手的角色，等到局势稳定和格局形成之后，再把这些小人杀掉，来平定人心。由此看来，曹操不愧是三国时期的一代枭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