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记载上说咸丰皇帝的这两份遗嘱均出自八大臣之一的杜翰之手。此人即是咸丰皇帝的“师傅”杜受田之子，在八大臣中才具仅次于肃顺。咸丰皇帝临终之际口宣末命，其实只说到令八大臣“尽心辅弼”一句，而杜翰在“承写”的时候擅自加了“赞襄一切政务”六字，以为日后揽权提供法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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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说法应该不会是空穴来风：首先，“赞襄一切政务”六个字的利害关系太大了，等于将八大臣的权力无限扩大。这样一来，一旦八大臣里面真的有人心怀不轨，局面就必然发展到不可想象的地步。咸丰皇帝就算对肃顺等人再信任十倍，从一个帝王的基本常识上来讲，也不可能说出这几个字。

　　其次，事实上咸丰皇帝早在此之前，就曾分别授予皇后“御赏”印章一枚、皇长子“同道堂”印章一枚(咸丰皇帝的书房名“同道堂”)，以作为行使君权最终有效的凭证，其意当然也在于裁抑八大臣可能的“不臣之心”(其时载淳年幼，“同道堂”印章自然由其生母懿贵妃替他“保管”)，可见他对八大臣并非完全的放心。

　　再次，当时的情形是皇帝时昏时醒，神明虽然未衰，毕竟也是垂死之人，即便是发现杜翰“承写”的遗诏与自己的意思有很大出入，仓促之间恐怕也没有精力去纠责了，以致于让杜翰看准了这点而钻了个不小的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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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平心而论，无论这六个字是不是出于咸丰皇帝的本意，总之是经过他最后批准认可了的，应该都是有效的，强行算作“矫诏”，实在也有些说不过去。

　　第三，咸丰皇帝托付后事之时，除了八大臣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作证。首先，我同意多数研究者的看法，相信这份“顾命”的名单是咸丰皇帝此前就曾经与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至少是和肃顺研究过很多次才最后敲定的。里面没有恭亲王等皇室近支亲贵，本身就很不合理。当然这主要是因为皇帝对恭王的不信任，这与早年的兄弟失和密切相关。其次是肃顺等人抓住了皇帝的这个心理，加以利用，有意排斥恭王。

　　当时“随扈”在避暑山庄的近支亲贵还有道光皇帝的亲兄弟，咸丰皇帝的胞叔，人称“老五太爷”的惠亲王绵愉、皇帝的五弟惇亲王奕誴、七弟醇郡王奕譞等。按说这些人纵然不在顾命之列，作为皇帝的叔父弟兄，这么重要的时刻也应该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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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反过来分析，若这些人在场，则一旦发现顾命大臣的名单里没有恭王，就算奕誴、奕譞兄弟或因避嫌不敢、或因无用不能提出什么异议，那么绵愉以皇帝亲叔父而齿德俱尊的身份，也必然会站出来“主持公道”。但是这在皇帝和八大臣来讲，都是极不愿意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在关键时刻将这些人排除在召见之外，目的就是为了不让恭王进入顾命辅政大臣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