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时代:曹操是个杀人的职业屠夫
《周书・武帝纪》记载,事情解决后,就在他开始亲政的第二年(公元573年,建德二年十二月),又将群臣、沙门、道士等,召集到一起,再次排列“三教”的顺序。这次,经历了长时间的相互辩论,结果是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最后。这个结果,使皇帝陛下感到满意。他明白,该到收场的时候了!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皇帝陛下的大度与公平,他还是谨慎地给了佛、道两家一次单独辩论的机会。皇帝陛下耐心地给了辩论双方5个月的准备时间。据《续高僧传・智炫传》记载,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五月,皇帝亲自“鸣锣开市”,于太极殿中,命僧人与道士辩论二教的优劣,结果道士败下阵来。皇帝对这一结果感到震惊,于是,以裁判员的姿态自升高座,很不客气地指责佛法“不净”,主辩的僧人显然也很激动,马上指责道法更为“不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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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辩论结束的第二天,皇帝作出了震惊朝野的决定:将佛教与道教一同取缔,僧、道还俗,毁灭经、像,儒家礼典范围以外的一切宗教活动一律禁止。原属寺院、道观的所有财产分给臣下,寺院、塔庙充作王公私产。这样一来,佛道两家各打五十大板,谁也没话说。信奉佛、道的王公大臣们,因为分得寺院、道观的财物和原属佛、道二教的建筑等房地产业,也都各自欢喜,早将信仰之事忘到脑后。还俗的僧人、道士则一律被充作平民。此举赢得了颇为显著的社会效应,种地的人多了,纳税、服徭役的人也就多了。据《释任道林辩周武帝除佛法诏》记载说,周武帝对自己的这一政绩颇感骄傲,曾得意地自夸道:“自从废弃佛教以来,民众的徭役(指人均投入的徭役)减轻,租调(税收)年增,军队数量增长,士气日盛,东取齐国、妖戎之地,国泰民安,这不是件好事吗!”
与北魏太武帝不同,周武帝不动刀兵、不杀一人,全国上下迅速展开灭佛运动,成效显然、成绩突出,没有造成太多的负面影响。为了彰显皇帝陛下的公正立场,道教在这次运动中显然充当了的角色。从周武帝对这次灭佛运动的谨慎态度看,当时佛教的势力确实相当巨大,以至于为了禁断佛教,不得不以牺牲道教为手段。通过观察,我们发现灭佛、道二教,并不是周武帝的根本目的。在他看来,佛、道并不是他一道行政命令就可以彻底消灭的。他更想得到的,是那些寺院里的人和属于寺院的大量土地。3年后(公元577年),当他灭掉北齐后,这个愿望得到了更大的满足。其境内4万座佛寺,在他一声令下后,被通通拆除。而更大的收获,是300万僧尼被迫还俗充实到军、民中。为此,政府户籍登记部门,着实忙碌了好大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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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周武帝心里很清楚,在这个乱世里,仅仅倚重儒家的经世之学,并不足以达到安定目的。所以,就在他下诏禁断佛、道二教后1个月零12天(公元574年,六月二十九日),再次下诏,在朝廷中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府部门,叫做“通道观”。为此专门设立“学士”,对“三教”进行“会通”。召集佛道二教的名人学士120人,宣讲儒、道经典,大做起“会通”三教的工作。这个临时成立起来的机构,非常类似上世纪下半叶的“五七干校”。其目的很简单,就是用儒、道思想,改造佛教人士,使他们放弃“旧思想”,接受“再教育”。
只是,这场“文化革命”的寿命实在太短,周武帝还没来得及将这场“革命”进行到底,就于宣布“灭佛”的4年后(公元578年)驾崩。宣、静二帝先后即位,开始在小范围内恢复佛、道二教。历史的“轮回”,又一次重复了昨天的故事。
事实证明,即使以皇帝的权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想要消灭一种文化或者宗教,即便当时的效果非常显著,但终究不能长久。北魏太武帝如此,北周武帝同样如此。两年后(公元580年),静帝驾崩,帝国皇后的娘家亲戚杨坚主持朝政,再次将兴佛运动推向高潮。1年后,这位国舅干脆废周建隋,史称文帝。这场兴佛运动,也因此一直延续到一个新的王朝。
与北朝佛教命运的激烈动荡相比,南朝佛教的发展显得非常平稳。梁武帝之前的宋、齐两代,王朝寿命都不长,再加上国力不足,因此佛教的发展并不迅速。随着梁武帝的即位,佛教在南朝迎来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相对于北朝来说,南朝帝国内部政局相对平稳,民族关系简单。佛教得以生存和发展,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能在这个动荡的乱世里,给予上至皇帝、王公贵戚,下至官吏、百姓,那些不安的心灵,以慈悲的抚慰。整个南北朝时期,佛教有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确实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相关。这促使我们不得不怀着复杂的心情,去回顾那段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令人发指的黑暗时期。
从汉末三国(公元220年)开始,一直到南北朝结束进入隋朝(公元581年),这361年的时间里,中华大地上曾先后或同时存在过35个国家;共发生过万人以上的战争500余次。广袤的东亚大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火药桶,由战争引发大量的描述,不绝于史书。其中,发生在黄河流域,从东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到曹操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统一北方,战乱一直持续了26年。这当中,有两位大军阀的名字被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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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位是董卓,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他为了躲避“山东豪杰”们的威胁,决定将大汉帝国的皇帝(汉献帝)及都城,从洛阳迁往长安。当他假惺惺地征求百官们的意见时,受到司徒杨彪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无故移都,恐怕会使百姓受到惊扰而造成,他们强调海内动荡起来很容易,但安定下来却很难,迁都后都城洛阳的宫室一旦遭到破坏,则无法恢复。但此时的董卓,哪里还顾得上百姓和都城?他的选择是不惜成本,实现其“挟天子,令诸侯”的大计。听到这话,董卓大叫道:“跟百姓小民有什么可商议的,如果有人胆敢前来闹事,我将命大兵驱逐!”在这个家伙的眼里,百姓们就如同一群可以随意驱赶的“牲口”。据说,当他满不在乎地说完这番话后,百官都大惊失色。见到大家的表情,董卓恼羞成怒地拍案而起,宣说了一番他特有的“混蛋逻辑”后,将司徒杨彪等人就地免职。事到如今,百官们噤若寒蝉,只得窝窝囊囊地任由董卓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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