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酒宴饭局常常是政治大戏上演的舞台。

　　两千多年前，刘邦、项羽在咸阳城外，面对亡秦那只硕大的胜利果实，用一场宴会暂时化解了迫在眉睫的矛盾冲突。而在太史公司马迁如椽巨笔的生动描述下，这场宴会不但成了史上最著名的饭局，也在中国人语库里成了阴谋、凶险的代名词。

　　电影《鸿门宴》正在上映。关于鸿门宴的话题，过去说、现在说，今后还会一直说下去。

　　项伯“一夜成六事”可信吗?

　　一场惊心动魄的鸿门宴，之所以为后人所知，全凭了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传神描述。

　　司马迁的《史记》多处写到鸿门宴。但详略明显相异。《项羽本纪》的“鸿门宴”最详，长达1605字。《高祖本纪》、《留侯世家》、《樊哙列传》也有“鸿门宴”的记叙，都写得极简略。

　　长期以来，《史记》记载的可信性一直受到怀疑和审视。经过专家学者们多年的不懈努力，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大量古代实物的出土及其研究的结果，多方面证实了《史记》记叙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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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史记》叙事之所以受到怀疑，也和司马迁文学化的表述手法有关。《史记》是文学和史学尚未分家时期的著作，司马迁一些过度文学化的描写，有时也造成颇多不可解之处。就《鸿门宴》一篇而言，历代都有学者对其不可解处提出质疑，进而怀疑其真实性，甚至从根本否认有这个历史事件。

　　比如有人认为，文章开篇“项伯深夜告张良”一段，鸿门和霸上相去四十里，而项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入见沛公”、“约为婚姻”、“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等六件事，殊不可信。

　　再如，文章最后刘邦在宴席上脱身逃走一段，究竟是骑马还是步走，还是先骑马而后步走?叙述得并不清楚。而刘邦嘱咐张良，等他从小路走过二十里回到军中的时候，再入宴席告诉项羽自己离开的事——让项羽枯坐酒席等待刘邦这么久，却一直没有查问，实在不合情理，而对刘邦不辞而别的严重失礼行为，项羽没有任何表示，也很难理解。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鸿门和霸上从小路走只有二十多里，项伯骑马急驰，从时间上看“一夜成六事”完全来得及。而刘邦酒席脱身，实际上是在项羽故意默许下才实现的，可以理解。

　　据日本就实大学学者李开元考证，司马谈、司马迁父子著《史记》，除了政府档案和文献资料而外，实地调查、访问查询也是重要的史料来源。《史记》列传的历史叙事，特别是在与司马迁父子时代相距较近的战国末年到西汉初年的历史叙事中，有不少直接取材于事件当事人及其子孙的口述传承。

　　李开元认为，鸿门宴叙事的取材来源，司马迁没有明说。不过，分析鸿门宴的人物和描写，我们大致可以找到叙事的眼点，也就是当事的目击者和口述者。考《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叙事，有名有姓的出场者共有11人。其中，项羽方面有项羽、项伯、范增、项庄、陈平共五人，刘邦方面有刘邦、张良、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共六人。刘邦方面六人中，夏侯婴、靳强和纪信三人一直留在项羽军军门外，没有亲历宴会。

　　通观鸿门宴一篇的叙事，可以明确看到叙事的立场在汉的方面。而在汉的六人当中，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张良和樊哙。张良自始至终参与其事，樊哙只是于中参入。不过鸿门宴叙事最为详尽生动的部分，无疑是樊哙闯入宴会场的描写;最为突出的英勇人物，无疑也是闯入会场的樊哙了。樊哙缓解危机于千钧一发，他与项羽间的对话应酬、音容举止，特别是拔剑在盾牌上切割生猪肩啖食的细节，非身临其境者传达不出来。以文章分析而论，鸿门宴叙事的眼点，也应当就是樊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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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在《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太史公曰中说：“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意思是说：“我曾经到过丰沛，访问当地的遗老，观看原来萧何、曹参、樊哙、滕公居住的地方，打听他们当年的有关故事，所听到的真是令人惊异呀!当他们操刀杀狗或贩卖丝缯的时候，难道他们就能知道日后能附骥尾，垂名汉室，德惠传及子孙吗?我和樊哙的孙子樊他广有过交往，他和我谈的高祖的功臣们开始起家时的事迹，就是以上我所记述的这些。”

　　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其时，樊他广已经做了六年舞阳侯。司马迁问丰沛，是在他二十岁第一次旅行时。若以樊他广二十岁嗣侯计算，他比司马迁大二十六岁，此时四十六岁。樊哙鸿门救驾的事情，是樊哙家子孙后代世世相传的光荣历史。可以想见，司马迁从樊他广处听到鸿门宴的详情叙事，后来，当他撰写《史记》的有关章节时，就将樊他广的口述作为重要史料。

　　酒席座次是成心侮辱刘邦?

　　著名学者余英时在《说鸿门宴的座次》一文中认为：鸿门宴的座次“是太史公描写鸿门宴中极精彩而又极重要的一幕……太史公详述当时座次决非泛泛之笔，其中隐藏了一项关系甚为重大的消息。”

　　关于酒席的座次，《项羽本纪》中有十分具体的交代：“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旁征博引地证明：“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即交际之礼亦宾东向而主人西向。”余英时在做了一些考据后，认为在秦汉宴会东西南北四向皆涉及的场合中，东向最尊，南向次尊，西向为“等礼相亢”的朋友地位，北向为最卑的臣位，所以刘邦北向坐是表示臣服的意思，而项羽也正式接受了刘邦的臣服。

　　清华大学学者李飞和中国人民大学学者费晓健则认为，余英时的考据有误，“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是战国秦汉时的通义，而这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场景，在君臣位中最卑的北向，在宾主位中也没有了臣服的含义。而鸿门宴中座次的尊卑，还是以司马迁记叙的次序，依次应是：东向、南向、北向、西向。

　　鸿门宴中刘邦是客人，并且曾经与项羽在楚怀王面前“约为兄弟”，如果项羽尊重他，就应按“宾主位东西面”的宾主之礼让他东向坐，如今让他退为“三等”北向坐，说明项羽根本没把他当成客人平等对待，其地位还不如项羽手下的谋士范增。在一些中学教材的教师参考材料中，也认为这座次是项羽安排的，表现了项羽不把刘邦放在眼里，妄自尊大、骄横无礼、以势压人的傲慢自负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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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如学者许锡强认为，刘邦到鸿门来是为谢罪而不是赴宴。在项羽面前他早已失去了主客相称的平等关系。项羽率兵钜鹿一战击败秦军主力后，威望大增。“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由此可见，当时项羽不仅早已成了楚军统帅，而且还成了抗秦联军统帅。项羽待刘邦以属下视之，是合情合理的，并非存心轻侮。

　　鸿门宴上项羽该不该杀刘邦?

　　一席鸿门宴，引发后人最大争议和感叹的，还是项羽放走刘邦，到底是丈夫义举还是妇识短见。

　　主流的看法多半对项羽的做法给予否定，认为项羽不听臣言、狂妄无礼、优柔寡断、刚愎自用、眼光短浅、有勇无谋。也正是项羽这些性格弱点，酿成了其最终输给刘邦、自刎乌江的结局。

　　然而，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通过研究当时历史背景，重新探讨这个问题，提出不同于传统的看法。比如学者张志坤在《鸿门宴楚汉得失之我见》一文中，认为鸿门宴实际上是项羽兵不血刃，不费吹灰之力夺得关中，既降伏刘邦又维护了自己反秦盟主的地位;而刘邦忍辱负重，拿土地换得渡过难关，仅此而已。

　　学者周骋在《刘项关系与〈鸿门宴〉结局识论》一文中，认为鸿门宴是因为当前的形势而导致项羽不得不安抚刘邦。就大局而言，项杀刘毫无必要;就理智而言，项不杀刘，不为失策;就感情而言，项不杀刘，不能算矫情;就未来前景而言，项羽已有对策，不杀刘不能看作放虎归山。

　　学者蔡伟更是高度评价项羽在鸿门宴上的表现，“如果说刘备释刘璋为仁释、关羽释曹操为义释、孔明释孟获为智释，那么，项羽之释刘邦不但总其所有，更添一条——勇释。”

　　而对这些说法，学者张斌荣又进一步反驳说：“刘邦之失关中乃时势使然，不得不送。刘邦表面看损失确实很大，但从政治、战略上看，刘邦是以不得不失换取了很大的利益，这是一种战略上的胜利，因此，得大于失。”项羽兵不血刃拿到的是本来就可以拿到的，刘邦失去的是本来就要失去的。而项羽却失去了杀刘邦的一次机会，给了刘邦坐大的机会，没有把潜在敌人扼杀于摇篮之中，消灭于隐患之间。如此看来，项羽并没有拿到最大的利益，仅仅拿到本来就是自己之物。

　　其实，历史没有假如。“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原本就是人们看待事物、看待历史的常态。

　　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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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良乃入，具告沛公。……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