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臣直疏皇帝的“三习一弊”
清人孙家淦,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老臣。乾隆帝弘历初登龙椅时,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当时身为左都御史的孙家淦以其年轻气盛,初持国柄,特上《三习一弊疏》,进行劝戒。此疏后来广为流传,孙家淦也政声愈隆,更令朝野各阶层人士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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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淦在疏中说,君主有“三习”,不可不慎戒之。何谓“三习”?一是君主“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时日一久,耳朵便只能听得进歌颂之声,不歌颂者就被视为忤逆,始则拒听谏言,继而对不善歌颂的木讷者生厌,到后来,对那些颂扬之词不够工巧的人也要黜退,这叫“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二是君主整天看到都是趋附谄媚,惟命是从之人,时日一久,双眼便只能看得下谄媚之态,不谄媚者就被视为对我怀抵触之心,始而斥退那些态度倨傲不拘礼节之人,继而疏远那些敢于规谏的正直之臣,到后来,对那些拍马逢迎不够巧妙者也被视为对我的冒犯,这叫“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
君主对天下大事见得多了,就觉得一切都不足为奇;处理国家政务时间长了,就觉得世上没啥难事,如此一来,不但会以为自己英明伟大,别人都是庸碌之辈,而且会自以为是雄才大略而处事草率,乱作决策,结果从别人口中问不出自己有何短处,自己也看不到为政有何失误,于是随心所欲而自以为不逾礼法,号令一下便要人必须执行,这叫“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养成,必生一弊——“喜小人而恶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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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有喜谀恶直、喜柔恶刚、喜从恶违之三习,为何会生出喜小人,恶君子之弊?孙家淦接着分析道,进君子而退小人的道理,自古以来,无论一流的明君还是二三流的君主都明白,而那些自以为英明的君主,更是以为所用者必是君子而决非小人。然而面君奏对,君子讷于言而小人满口谀辞,恰与耳习相投;君子拙于奔走周旋,而小人则精通此道,恰与目习相投;考核政绩,君子只知埋头苦干而耻于表功,小人则精于迎合上意善于弄虚作假以显示其勤政,恰与心习相投。君主溺于三习而不觉,就会对小人的话怎么听都十分悦耳,对小人的形态怎么看都十分悦目,对小人的才能怎么考核都十分称心,“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造成这样的恶果,其害就大啦,君主会不知不觉地被小人所左右,稀里糊涂地陷入小人的圈套,到此地步,则黑白可以颠倒,东西方向都可以改变。天下治乱之机缘,虽然多因君子小人之进退而转变,但君子小人进退之机缘,则把握于君主之一心,而君主的自以为是之心,正是小人能够得志并扰乱朝政的媒介。
也许是青年弘历刚坐上龙椅,还比较谦虚,览疏之后,不但没有“大怒”,而且“嘉纳”之,并将此疏宣示于朝,孙家淦也随之升任刑部尚书,总理国子监事。但弘历晚年却陶醉于文治武功,骄矜自是,听任和王申专权横行,三习一弊似乎一个都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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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有三习一弊的皇帝老爷,可谓多矣。其实,何止皇帝老爷爱患此疾,而今一些地方长官、机关或行业的领导,患有此疾者也为数不少。耳之所闻皆歌颂之声,目之所见皆恭敬之态,心之所想无不如愿以偿,时日一久,自然是宵小之徒环绕,正直之士远离。这些人所面对、所经历的一切,可谓与古代的皇帝大同小异。试看那些因垮了台而所作所为被媒体的贪官污吏,有几个不是三习根深蒂固,一弊为害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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