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时期的翼王石达开，领兵出走后被困大渡河，后来为了解救全军性命，自动前往清营，后来也被清朝凌迟处死，同时凌迟处死的还有他的几个属下，行刑时他的下属不胜痛楚惨呼不止，石达开说：“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正如此可耳。”至死寂无声。

　　凌迟也称“陵迟”，俗称“千刀万剐”。就是把活人一刀一刀地割死。据说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了这种刑法，但将凌迟作为正式的刑罚、作为法外之刑，则始于五代。据陆游记载：“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南宋时期凌迟被明确地列入刑法，成为同斩刑、绞刑等同级别的死刑名目，并一直为后来的王朝所沿用至清朝灭亡。

　　凌迟的方法是用极其锋利的小刀切割全身的皮肉，让全身没有一点完好的皮肤。然后割掉生殖器，挖出内脏使其毙命。人死之后连骨头也要被切碎。据历史记载有些受刑者身上被割得皮肉尽无只剩白骨了，嘴和眼睛都还在动;内脏都被挖出来了，痛苦的呻吟声还没有停止。其残酷程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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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迟从辽开始正式写进法律。在此之前，唐朝就屡有剐的记录，周利用害死敬晖、安禄山害死颜杲卿，都是剐，所谓剐，就是把身上的肉一小片一小片割下来。《 宋史 》刑法志上说：凌迟是“先断其肢体，乃绝其亢。”亢是指咽喉，这样看来宋朝的凌迟是一种肢解刑，而不是脔割。辽代凌迟始定为正式刑名。《 辽史?刑法志 》记载：“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 明代法律也明确规定凌迟为死刑之一。《 大明律?刑律 》载：“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

　　凌迟发展到明朝，终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人们发现一片片脔割皮肉，比连筋带骨割更省力，时间也更持久。凌迟一般从开始，依次为上臂、大腿，再到身体各部位，有的直接用小刀脔割，有的把一张渔网紧紧蒙在犯人身上，用刀削割突出的皮肉。最精致的是用小钩子把皮肉钩起来，每次割指甲大小的一片，有些讲究的刽子手，行刑时有徒弟端着一个托盘，一把小刀和一个钩子组成一对工具，每对对应胸、腹、背、腰、臂、大腿、小腿等不同部位，比外科医生动手术还要复杂。受刑的刀数有限制，但随时代而有不同。宋朝时只有8刀至120刀，到明朝时往往超过千刀，有1000刀以至3000刀之说。倘若割多或割少了刀数，刽子手都可能会受罚。大太监刘瑾被剐，按例该剐3357刀，每十刀一歇一喝，第一天割357刀，暂时结束时给他喝点粥维持生命，总共剐了三天。后来郑曼被剐，闻宣读圣旨，应剐3600刀，可见刀数并不绝对固定，但这两例都在3000刀以上。凌迟下刀次序亦有一定的限制：先从开始，把乳头割去，然后割胸肌;若是男性犯人，接着会割生殖器;然后轮到大腿，双臂，腹肌，臀部。最后割耳，鼻，眼，唇。下刀的时候助手负责报告刀数，割下来的皮肉，放在桌上排列出来等待验查;但亦有丢到地上，甚至是卖给旁观的群众。有时凌迟以后会再以利刃臬首，用巨斧剉尸。

　　历史上以凌迟处死的人中，最为有名的要数明朝将领袁崇焕。袁崇焕是明末着名军事统帅。天启二年(1622年)，袁崇焕被破格擢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深为大学士、蓟辽督师孙承宗之倚重。修筑关外重镇宁远城，进兵备副使，再进右参政。在其后的宁远之战中袁崇焕拒绝执行高第撤守关内的命令，刺血为书，激励将士，誓死守卫宁远孤城。大败后金十万围攻大军，炮伤努尔哈赤，赢得明朝对后金作战的第一次胜利。朝廷擢其为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时魏忠贤遣其党羽刘应坤、纪用等出镇辽东，他抗疏进谏，未被采纳。其后不久，后金兵渡鸭绿江南下，他采取积极战略，遣将修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破后金主力，取得宁锦大捷。战后终因不附魏忠贤，被其党所劾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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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熹宗驾崩之后，崇祯帝即位，袁崇焕也被重新起用。崇祯元年(1628年)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袁崇焕刚到御辽前线，即遇上了驻宁远的士兵因长期缺饷而哗变。他当即单骑入营，惩治了贪虐的将领以抚军心，又将兵变为首者枭首示众，以严明军纪。为了从根本上稳定军心，他连连上奏，要求朝廷发饷济远。崇祯帝见袁崇焕到边境未立一战功，请饷之奏却频传，心中颇为不悦。在召集众臣讨论时，崇祯帝没好气地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站在一边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听出了崇祯帝的弦外之音，趁机挑拨，说什么军事哗变实非缺饷，而是另有隐情。崇祯帝一听，对袁崇焕的十分信任顿时减去三分，虽然勉强发去了军饷，但心中却开始怀疑袁崇焕恃边逼饷以充私囊。不久，又传来了袁崇焕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的消息。毛文龙原系辽东明军将领，辽东失陷后撤到濒临朝鲜的皮岛上，他在岛上择壮为兵，多次袭击清军后方，有力地牵制了清军的南下。但毛文龙恃功跋扈，根本不听袁崇焕的指挥，反而虚功冒饷，诬袁崇焕克扣了他的军饷。为了统一边防号令，袁崇焕借督饷赴皮岛之机诱捕毛文龙，先斩后奏。崇祯帝接到袁崇焕的奏疏，心中十分恼怒他竟敢不经圣裁擅杀边将。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入关(参见京畿之战)。由于蓟州一线边防松弛，使得清军轻易攻破，很快便会师于遵化，直逼京师而来。袁崇焕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急赴京师救援。他们赶到北京城外，与围攻广渠门的清军交锋，一场恶战，清军败退。

　　崇祯帝在城内得知袁崇焕援军已到，十分惊喜，连忙发饷犒师，并命各路勤王军统归袁崇焕调度。袁崇焕担心所部日夜奔驰，马卒疲怠，请求入城休整再战。但遭到了崇祯帝的坚决拒绝，只好移师城外驻防。皇太极见又遇劲敌袁崇焕，心中又恨又怕，决定利用崇祯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借崇祯帝之手除去心头大患。他首先假拟了两封所谓的“密信”，让部下有意“丢失”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信中以自己的口气约袁崇焕私下议和。

　　 此信一传开，京城中人心惶惶，怨谤纷起。那些往日与袁崇焕有隙的朝臣也趁势“诬其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正在半信半疑之际，两名从清营中逃回来的宦官又报告说在清军中亲耳听见将士议论，称袁崇焕已与清主和议，不久将不战而献北京。崇祯帝至此深信不疑，当即传令袁崇焕入见，趁其不备将他逮捕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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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崇祯以“谋叛欺君罪”将袁崇焕凌迟处死。押赴刑场后，刽子手尚未下手，北京围观百姓即扑前生咬其肉，直见内脏。之后亦争买其肉，以下酒泄愤。一代忠良竟然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似乎也正应了那句伴君如伴虎的古训箴言。当然历史上被凌迟处死的忠臣并非只有袁崇焕一人，太平天国时期的翼王石达开，领兵出走后被困大渡河，后来为了解救全军性命，自动前往清营，后来也被清朝凌迟处死，同时凌迟处死的还有他的几个属下，行刑时他的下属不胜痛楚惨呼不止，石达开说：“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正如此可耳。”至死寂无声。英烈如此，真不是常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