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七出岐山却数次无功而返，最后病死五丈原可谓是令人唏嘘不已。关于他的故事太多，本期小编将给大家带来关于他战略方向失误的一些说法，仅供大家参考。此证据大多源于《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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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家整体军事进取的态势不够坚决和明朗

　　1、应制定隆中对的具体实施方案，明确战略主攻方向和配合方向的战术目标

　　荆州失误，说明诸葛亮的隆中对只有战略规划而没有实施方案，刘备和诸葛没有在众将中明确隆中对的具体实施方案，起码是没有明确哪个方向是主攻方向，哪个方向是配合方向，从汉中方向主攻是没有侧翼危险的，一方面羌军是一直积极响应骚扰中原的，另一方面就是有马超的影响力。荆州的治所江陵两面对外，守则无虞，攻则勉强，作为佯攻方向，可以起到很好的牵制作用。

　　而统领荆州的关羽是不二人选，在当时的条件下，魏延没有资历，赵云缺乏大帅风范，张飞有因酒失徐州的前车之鉴。关羽的威名实在是没得说，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颜良的首级，堪称三国名将之首，且作为北方人的关羽对水军作战熟悉之快是别的刘备军将领所缺乏的。不夸张的说，就关羽镇守荆州，如果不主动出击的话，曹魏和东吴都不敢觊觎江陵。留下关羽镇守荆州本身就是隆中对战略的人员部署方案。

　　从荆州之失，我们可以看到诸葛亮完全没有向关羽明确：荆州军和汉中军的主次之分，至于荆州军何时出击，出击到什么程度，和汉中军在时间上怎么配合，荆州军出击时，要不要东吴军联动，联动到什么程度就更没有具体的规划了，那么关羽的失误也就无法避免。实际军事进程是，公元218年刘备攻汉中，219年正月黄忠斩杀夏侯渊，曹操三月进临汉中，刘备五月攻取汉中，声势大振，曹操五月退回长安，七月，刘备自称汉中王，还师成都，封关羽前将军，关羽七月出兵，这时孙权在合肥进攻张辽，八月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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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刘备退军，没有进攻长安的情况下，关羽助攻的目的就已经超额完成了，这时撤军，不但让东吴的吕蒙不敢轻举妄动，也会牵制曹魏很大的军事力量，为刘备从汉中再度出兵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就因为没有明确主攻方向，导致关羽好大喜功，不能把握进军的节奏和时机，从而致使蜀汉丧失大好局面。

　　那么正确的战略必然是要等刘备兵出汉中，攻打长安，荆州这边再出兵，而且是以东吴江夏方向的吕蒙也出兵，并为主力，关羽为辅助，合肥方向孙权同时进逼。可见战争规划是多么的重要。

　　2、应积极应对刘备讨吴

　　荆州丢失不完全是关羽和蜀汉大意，实在是东吴君臣过于奸诈小人，说实话，就是曹操都没有想到东吴会如此下作，在盟友背后插一刀。这时候还严守隆重对中的蜀**东吴结盟的理念就太刻板了，而实际上，三国后期，东吴的实际表现一直就是在结盟和配合军事行动上不停地摇摆，反而让曹魏觉得蜀汉北伐决心最大，曹魏也一直把蜀汉当作头号大敌，军事部署和名将安排都优先照顾蜀汉方向，这个后果应该是诸葛很不愿意看到的。

　　关羽之死，荆州丢失，这么大的耻辱没有军事表示，举国上下是无法交待的，这对士气和蜀汉的颜面保护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这一点，诸葛表现的太教条，太僵硬，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有点缺乏人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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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刘备军在前期刚取西川的时候和东吴就有过荆州之争，且双方形成过军事对峙，现在关羽之死，丢失荆州，那么东吴政治上的“卑鄙无耻”已经表露无遗，双方其实就已经结下死梁，诸葛就应该在细节和策略上调整隆中对的实现步骤，在刘备举国复仇东征已无法避免的情况下，诸葛亮就不应该再眼看着好不容易积聚起来的军事力量出现这么大的损耗，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带也反对东征的赵云随同刘备一同东征，留马超和魏延镇守汉中，邓芝、蒋琬、费祎等人留守成都，在东征初期取得声势不小的初步胜利后，当酷暑来临时，放弃丛林平原，稳固在永安和白帝城一线，进入僵持，携前期的胜利声势和东吴谈判，惩治反叛的糜芳、傅士仁以及范江、张达等人。

　　这时，吕蒙已死，双方的面子都可以照顾过来，如果谈判失败，来年调整部署再伐东吴，可以采取黄权的方案，即水路并进，同时邀请曹魏一同进兵，战术目的是挽回蜀汉的颜面，报关羽被杀之仇，战略目的当然还是要联合东吴，至少表面上要做到东吴惧怕蜀汉，以达到东吴轻易不敢来骚扰边境，然后才能全力保障从汉中进剿曹魏，和曹魏论天下的时候，也不需要指望东吴帮忙，东吴鼠辈们能不拉后腿就不错了。

　　当然，邀请曹魏进军是策略上的说法，因为蜀汉是延续汉朝正统的，与篡汉的曹魏在法理上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在军事行动上可以暗示双方同灭东吴的意向，至于侥幸能灭吴，之后双方再火拼，并不影响蜀**曹魏最后实现大一统的大政方针，可事实上我们大家都发现蜀汉是纠结于大汉的法理，与曹魏一直是不共戴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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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没有充分发挥刘禅帝王的政治优势和鼓舞士气的作用

　　应赋予刘禅军事统帅职能，发挥帝王带头作用

　　曹操、曹丕、刘备、孙策、孙权都是文武双全，直接带兵上阵打仗的统帅，孙权还要象孙策一样往一线冲，常被属下劝阻。作为君主或者主公，亲临前线，对士气的鼓舞作用是相当大的，因为君主不怕牺牲，士兵们自然勇往直前。另外，帝王之子，上前线建功立业的也不乏其人，例如，曹操之子曹彰，孙家子弟上前线的最多，而如果让宗室子弟待在大后方，不是像曹植一样成天饮酒作乐，要不就像夏侯懋和曹休那样成为纨绔子弟。

　　固然刘禅能力欠缺，但亲临前线城池是没有问题的，这样还可以让身边的佞臣长点见识，少说些不靠谱的话，君主长期在大后方，不接触前线将领和士兵，必然造成君主弄不清实际状况，甚至使帝王沉醉于后宫淫乐，从而最终导致君臣离心离德，行为南辕北辙。诸葛亮应该让刘禅坐镇汉中，让鲁王刘永和梁王刘理上战场历练。姜维后期刘禅一大群儿子，只有一个血性汉子北地王刘谌，竟然豪无用武之地，只能悲壮的杀妻弑子，追溯前缘，诸葛难辞其咎。

　　三、没有充分调动文官和武将的战争积极性

　　1、应积极合理使用魏延的战术素养

　　这里就不讨论第一次出祁山，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袭了，只讨论魏延和杨仪的矛盾处理，失误太明显。魏延作为蜀汉仅有的几个有谋略的、可以独当一面的，而且有坚定北伐信念的武将，没有好好使用，反而最终沦为叛将被杀的下场，甚为可惜。魏延与杨仪早就不和，应及早调开一人，以调开魏延最佳，应让其带一万人在天水、南安等三郡活动，与汉中呼应，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魏延灵活机动的战术素养，又可以积极调动陇西一带羌王势力参与中原军事行动，起到牵制长安曹魏守军力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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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应调整前线将帅的文武搭配

　　诸葛作为文官指挥一线军事，无疑过于谨慎，缺乏武将的战术素养，仗打起来，难免刻板，无法出奇制胜，而冷兵器时代，武将与普通士兵的天生亲近感也是文官所不能弥补的。汉朝的周亚夫，岳飞的岳家军，明朝的戚家军，将领和士兵们一块摸爬滚打可以造就一支象私家军队一样的钢铁部队。文官同武将在先天上就有人格上的敌视，做的再好的也难免有隔阂。诸葛亮的两个继任人蒋琬、费祎更是将文官的保守发挥到极致。马超的骑兵部队可以打得曹操的王牌步兵屁滚尿流，却很难想象蒋琬、费祎骑马带领士兵们冲杀。

　　当然诸葛亮走了文官统帅的极端，马超走了武将统帅的极端。我们看千年的中国战史，文官统帅守城卓越，武将统帅野战进攻能力超群，文如陆逊，明朝的大学士孙承宗、袁崇焕守辽锦，武如项羽、孙策。不幸的是，诸葛亮发动的却是进攻的战争。

　　所谓是成王败寇，以上推测仅供各位参考。诸葛亮本身确实有一些失误的地方，那么是否就是上边所说的呢?蜀汉兵力在三国时期相对较弱，我想这也是他未能辅佐蜀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