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邢义田教授的测算，如果司马迁的《史记》一如江苏东海尹湾汉简《神乌赋》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的书写形式，每简38字左右，则全书130篇，52.65万字，需要竹简13855枚。“以木简的重量计，则达43.7～48.1公斤，甚至55.9公斤。如以新鲜的竹简计，则达58.33公斤;用新鲜红柳简则更重达101.62公斤。”在纸发明和普及之前，简牍作为主要书写材料，其体积和重量造成的书写、阅读和保存的不便，是人们可以想象得到的，然而其具体情形，研究者以往未曾充分注意。邢义田教授的工作，使我们对文化史的一些重要细节有了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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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文字：“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说秦始皇专权独断，行政事务无论大事小事都亲自裁决，甚至用“衡石”计算处理的文书，每天有明确的定额，不完成定额不得休息。“衡石”，唐代学者裴骃《史记集解》的解释是：“石，百二十斤。”张守节《史记正义》则说：“衡，秤衡也。言表笺奏请，秤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满不休息。”衡，是当时的计重装置。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秦王朝的铜权、铁权等，其实是用于“衡石量”的。这种“权”，不可以误解为秤砣。它们其实类似于用于天平的砝码。“衡”的使用形式，正类似于天平。秦始皇每天处理文书的“呈”或者“程”，也就是定额，按照张守节《史记正义》的理解，是“秤取一石”。后来的人们大都认同这样的分析。范文澜先生就此写道：“秦始皇规定一天看章奏(竹简)一百二十斤(秦一斤合今半市斤)，不看完不休息。”(《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版，第4页)其实，“以衡石量书”，应当理解为用“衡石”为文书测重，“书”的重量，可以是一石，当然也可能是二石、三石。

　　即使按照“秤取一石”理解，“石，百二十斤”。秦权一斤的单位量值在250克左右(巫鸿：《秦权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4期)，确实可以说是“秦一斤合今半市斤”。计量史家依据对有自重刻铭的秦权实物的实测数据，得知平均为257克(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94页)。“百二十斤”则为30.8公斤。参照邢义田先生对于书写《史记》竹简重量几种推算的平均数51.015公斤，如果秦始皇批阅的文书用同样的每简38字的形式书写，则“石，百二十斤”的篇幅可以书写31.79万字。

　　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每天必须处理的“书”，竟然超过30万字。这真是惊人的阅读量!秦汉时期表现出神奇的阅读速度的记录，还有张松故事。

　　曹操会见刘璋的使节张松，未予礼遇。曹操属下高级文官杨修却深心器重张松的才华。杨修将曹操撰写的兵书向张松展示，“松晏饮之间一看便暗诵。”(《说郛》卷五八上陈寿《益都耆旧传》)这个故事，《太平御览》、《艺文类聚》这样的类书，都作为“强记”也就是记忆力奇好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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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据此称张松为“世俗命强记者”。然而宴饮之间就能读完一部兵书，首先表现出的是阅读速度的优异。《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庞士元议取西蜀》又予以文学渲染。罗贯中笔下，张松和杨修有这样的对话：“修曰：‘公居边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试令公观之。’呼左右于箧中取书一卷，以示张松。松观其题曰《孟德新书》。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共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松看毕，问曰：‘公以此为何书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准今，仿《孙子》十三篇而作。

　　公欺丞相无才，此堪以传后世否?’松大笑曰：‘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此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曹丞相盗窃以为己能，止好瞒足下耳!’修曰：‘丞相秘藏之书，虽已成帙，未传于世。公言蜀中小儿暗诵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试诵之。’遂将《孟德新书》，从头至尾，朗诵一遍，并无一字差错。修大惊曰：‘公过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后人有诗赞曰：古怪形容异，清高体貌疏。语倾三峡水，目视十行书。……”后来曹操得知此事，说：“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于是“令扯碎其书烧之。”《三国演义》淡化了“晏饮之间”的情节，也消弱了张松才能的感染力。不过，赞诗中所谓“目视十行书”，却是直接肯定了张松的阅读速度的。试想一顿饭的工夫能够将一部“十三篇”的军事学著作“从头至尾，看了一遍”，阅读速度确实非同一般。

　　张松读《孟德新书》的效率，也许和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的情形有所类同。

　　20世纪一位以自己的政治实践影响中国历史的伟人，在他的诗词名句中说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讨论秦始皇的“文采”，资料尚不充备。这里和秦始皇并列的汉武帝，实际上是自有“文采”的。班固《汉书·武帝纪》称赞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但是批评他没有继承“文景之恭俭”。对于他的武功，除了“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句中的“立功”二字可以理解为一种暗示以外，似乎不愿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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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赵翼的说法，“是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汉武帝不仅在文化建设方面确实有特别显著的功绩，他本人的“文采”，历代也多有学者加以赞扬。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有“汉帝多自作诏”一条，其中说到“汉诏最可观，至今犹诵述”，文辞“可观”，古今“诵述”的诏书中，有的是“天子自作”。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汉武帝。这或许也是班固所说“号令文章，焕焉可述”的表现之一。《文选》中列有多种文体的作品，其中“诏”一类只收录了两篇，都是汉武帝所作。此外，他“深陈既往之悔”(《汉书·西域传下》)，沉痛检讨政治过失的著名的“轮台诏”，显然也是绝不可能由别人代笔的。《汉书·艺文志》关于赋的记录中，有“上所自造赋二篇”。唐代学者颜师古以为这里所说的“上”，就是汉武帝。

　　《隋书·经籍志四》著录“《汉武帝集》一卷”，《旧唐书·经籍志下》和《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汉武帝集》二卷”，更是历经了六七百年时代检验仍得以保留的文化遗存，自有值得肯定的价值。自先秦至于两汉诸多帝王，只有汉武帝一人有这样的光荣。《文选》卷四五收录了署名“汉武帝”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秋风辞》字句之中楚风饱满，因此有人说“汉武帝《秋风辞》足迹骚人”(《渔洋诗话》卷下)。又有人说“至汉武帝赋《柏梁》诗而七言之体具”(〔唐〕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七言起于汉武《柏梁》诗”(〔元〕吴皋：《吾吾类稿·原叙》)，从另一个方面指出了汉武帝开创一种新诗体的功绩。　　这位颇有“文采”的汉武帝，也有一个涉及阅读速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