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丞相诸葛亮去世于五丈原时，蜀汉皇帝刘禅特意换上白色丧服，下令举国三日。

　　有个在诸葛亮手下不得志的官员李邈，却上书称：「诸葛亮倚仗强军，狼顾虎视，独揽大权，是对国家和社稷的重大威胁。如今幸好他死了，边疆战事可以停止，皇室宗族可以保全，全国上下都为此感到欢庆。」

　　刘禅接到此奏后，并没有如后世明朝万历皇帝对付张居正那样，发起一场清算诸葛亮的运动，反而勃然大怒，当即将李邈下狱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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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亮卒，后主素服发哀三日。邈上书曰：“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后主怒，下狱诛之。】——《华阳国志·卷十》。

　　这奇怪么?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三国志》裴注中引孙盛点评白帝城托孤之事，是：

　　【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讬孤之谓。幸值刘禅闇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衅。】

　　评价刘禅“暗弱”，未必十分公道，但称赞他“无猜险之性”，完全没有历史上很多皇帝那种雄猜本能，因此才能让蜀汉举国一心，不生异同和间隙，确实恰如其分的称道。

　　刘禅个人才能虽不算甚高，然而他的豁达从容，气量如海，秉承了其父昭烈皇帝刘备的恢弘大气。在诸葛亮生前身后，可说是孝顺如子，事若亲父，始终如一，确实不负刘备和诸葛亮对他“气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天资仁敏，爱德下士”的好评。

　　前者出于刘备遗书，转述使者射援评价;后者出于诸葛亮之言。观其一世，这两个优点都恰如其分，并非过誉之辞。

　　刘备白帝托孤，将举国大权交托与诸葛亮。刘禅即位后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坚定不移地秉承父训，支持诸葛亮执政。身为名正言顺的皇帝，能一直克制自己欲念，压制任何帝皇心中都不可免的“皇权至上、君权至尊”这头猛兽，在诸葛亮之世满足做个礼仪天子，在诸葛亮身后更能遵其遗训，帝相情谊全始全终，岂止是非同小可的殊难可贵?

　　试想以刘禅所处的政治形势，若换了后世那些既无自知之明、又不知天高地厚的君主，定要掀桌子夺权，让帝国局势动荡、群臣惊疑忧惧，即使诸葛亮履行刘备遗言，改立刘永、刘理为帝，终亦伤情谊，和自己身后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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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看皇帝对一个大臣的感情，看在大臣身后如何对待他的子孙家人便一目了然。

　　诸葛亮去世时，他儿子诸葛瞻不过才8岁，其后被刘禅视若子侄，嫁以爱女，并无过人功绩才干，仍一路擢升，34岁就为卫将军录尚书事，出将入相，执掌蜀汉大权，还不足以说明刘禅对其相父的深挚感情么?

　　不妨对比一下汉宣帝刘询刘病已，本是个连爵位都没有的平民百姓，造反失败的罪人卫太子的孙子，霍光将他立为皇帝;他却玩弄“郑伯克段”故技，无情诛灭霍氏满门，而不肯给霍光留一点血脉延续，甚至连霍去病的两个孙子(或嗣孙)霍山、霍云都不放过，令汉朝功勋排在前五位的两位大英雄就此灭族。

　　再对比一下那个在张居正的病床前，满口许诺““只看顾先生子孙便了”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短短一年后，将张居正抄家清算，削尽身前宫职，差点掘坟鞭尸。张居正长子张敬修被拷打逼死，其余儿子充军烟瘴之地。

　　无怪《三国志集解》中对比「唐魏元成仆碑之祸，明张太岳籍没之惨」，赞叹刘禅果断速杀李邈、禁止任何人诽谤非议诸葛亮一事，是“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确实，自古君臣相处，“谗慝生心，乘间构衅”，原系寻常;幼主和摄政、辅政大臣相处，见疏生怒，立正刑诛，“不待死肉寒而君心早变”，亦是寻常之事。

　　后世多少英豪人杰，要么终身忧谗畏讥伺候雄猜之主，要么被不自量力的凉薄之君毁去半生事业身后英名，何曾有幸能遇到一个刘阿斗?

　　即以有明三百年为例，从于廷益到王阳明到张太岳，这些千古英杰若换了刘禅来做他们的皇帝，又何愁不得生前身后令名得保、全始全终?

　　(ps：于谦替大明朝延命百年，却被明英宗朱祁镇杀害，境遇之惨，自不必言;而阳明先生王守仁去世后，嘉靖皇帝朱厚熜追论他所谓“擅离职守”罪，大臣亡故应有的恤典都被削夺，之前获得的爵位也被停止世袭，王学被朝廷当做“伪学邪说”封杀了几十年，直到朱厚熜死后才得以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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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所谓“刘禅怀恨在心，禁止给诸葛亮立庙”说，同样也是后世不读史者，夸张讹传。

　　【及秦非笑圣人荡灭典礼，务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

　　秦汉礼制唯天子可立庙，本无臣子单独立庙之礼。有功大臣只能配享帝王的太庙，这是国家制度，从无例外。无论开国之萧何、张良;开疆之卫青、霍去病;中兴之邓禹、吴汉，都不可能被单独立庙。

　　诸葛亮去世后，因为他实际执掌国政十一年，各地臣民纷纷上书，要求在国都成都给诸葛亮立庙一事，被朝堂以此违背礼制拒绝，原是正理。执掌中枢的蒋琬费祎等人皆是诸葛亮故吏，亦秉承诸葛亮公而无私的执政思想，就算刘禅本有此心，也必被群臣谏阻。

　　而此后数十年，蜀中百姓自发私祀诸葛亮不断，所谓“百姓巷祭，戎夷野祀”，朝廷亦从不加任何禁止。直到习隆和向充提出了一个的变通办法，即改立庙于距离诸葛亮墓地不远的沔阳，尽顺民心，存德念功，又崇正礼。刘禅从其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