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胸怀，在两种境遇下可以一览无遗，一是极乐时，二是极悲处。极乐时得意到忘形，那是小人，极悲处沉沦到厌世，那是俗辈。苏东坡大才槃槃，然而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尤其遭遇“乌台诗案”，深陷“文字狱”，几次濒临灭顶之灾，九死一生。面对这种人生极悲，东坡的心态如何呢?

　　生离死别 分寸不乱

　　苏东坡入仕不久，由宋神宗主导、王安石组织的“熙宁变法”全国铺开，他不由自主地被卷进这场风云激荡的政治风波。当时，东坡并非京官显宦，多在基层任职，耳闻目睹新法的执行情况，尤其是“青苗法”，本来目的是鼓励农业生产、抑制土地兼并，但在执行中却演变成了“强迫贷款”，由“助民”到“扰民”，使许多农民家破人亡，严重损害了百姓利益，导致民怨沸腾，东坡因此上书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是，宋神宗求胜心切，听不得半点不利于新法推行的指责，加上东坡是文坛巨擘，堪称“意见领袖”，他的话往往成为左右舆情的风向标。于是，御史李定、舒亶认真研究东坡的文字，终于从奏折《湖州谢上表》和诗歌《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中闻到了他们需要的气味，纷纷弹劾东坡，说诗文中有讥谤皇帝、攻击新法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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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拍板立案，安排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去湖州，传唤时任知州的东坡。钦差来了，事由说了，立刻上路，刻不容缓。东坡一家老小二十余口，顿时慌成一团，妻子王氏更是泪眼婆娑，一副大厦将倾的样子。东坡见此情景，把王氏拉到一边，对她说：“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乎?”一句话就把王氏逗笑了。原来，东坡曾给王氏讲过一个典故：宋真宗东封泰山的时候，顺便寻访天下隐士，得杞县(今河南杞县)人杨朴。闲聊时，宋真宗问杨朴会作诗否，杨朴故意说不会。又问临行有人送诗否。杨朴说，妻子送了一首诗：“更休落拓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宋真宗听后大笑，知道杨朴不愿入仕做官，强扭的瓜不甜，遂把杨朴放回家了。东坡用这个典故开导妻子，终于使心急如焚的妻子破涕为笑，放心让他上路了。面对生离死别，东坡不但自己分寸不乱，还能够用笑谈化解妻子的担忧和焦虑，其从容旷达，可见一斑。

　　胸中无事 安之若素

　　作为因变法而步步高升的李定、舒亶们，当然容不得异己之声，他们欲置苏东坡于死地的态度非常坚决。一介文人苏东坡在御史们的拷问下，受尽凌辱，斯文扫地。据说，东坡下狱时，狱官当面就问祖宗五代有无“誓书铁券”(皇帝赐给功臣、重臣带有奖赏和盟约性质的凭证，允其世代享有优厚待遇，犯法时可免死罪，具有特别的法律效用)。按当时的规定，只有死囚才会询问五代之内有无“誓书铁券”，其他只问三代，可见东坡的罪行之重。只是，作为宋朝当家人的宋神宗，在御史们不断向他提供“反诗”新证据、不断给他诛杀东坡增加理由的时候，他却有点六神无主了。刑不上大夫，宋朝不杀士，这是祖宗成法，他不能开杀戒，当暴君。但东坡反对变法太过火、太显眼，影响了新法推行，造成了负面效应，也是他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因此，对于宋神宗来说，东坡成了烫手山芋，放也不是，杀也不是，让他举棋不定。

　　东坡到底是出于国家大局还是一己之私来表达对新法的态度，成了宋神宗判断此案轻重的关键。他做了一个决定，安排宦官去狱中“卧底”。某日天刚黑，东坡像往常一样，在狱室倒头便睡，躺下不久，有两个人推门进来，什么也不说，也倒头睡下。东坡并未在意，鼾声渐起。凌晨四更的时候，他们又悄悄离开了监狱，东坡鼾声如故。后来，东坡才知道，这二人是宋神宗派来观察东坡的，看他心里有没有鬼，心中有鬼，自是辗转反侧，心中无鬼，当然起居自然。第二天，宋神宗高兴地对左右大臣说：“朕知苏轼胸中固无事也!”命悬一发，还能安之若素，酣睡如怡，东坡真是人中之杰，这也是他能从黄泉路上捡回卿卿性命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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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好忘仇 雍容大度

　　东坡胸中无事，无愁，亦无仇。宋神宗以后，朝廷关于变法的争议从来未曾间断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法渐渐演变成了党争。变法成了士大夫升迁的那根撬棍，皇帝支持变法，则变法派得势，皇帝反对变法，则反对派得势，许多人通过支持或反对变法而一步登天。王安石去朝，司马光上台，司马光去世，章惇上台，如此循环反复，推动着北宋这艘大船渐渐驶向破败与没落。东坡虽然反对一些变法主张，但对变法中利国利民的政策还是非常支持的。他与王安石政治主张不同，受到王安石的放逐，但当王安石下台后，他和王安石却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与司马光政治主张有相近的地方，但司马光上台，尽废新法，他又上书指出个别新法不可废。他以事实作为判断变法对错、长短、优劣的标准，而不是像别人一样，在变法中通过站队来谋求政治前途。所以，他既不见容于变法一派，又不见谅于反对一派，变法派当政，他受排挤，反对派当政，他同样受打击，故一辈子颠沛流离，屡遭贬谪。不过，无论境遇怎样，他始终豁达，乐观，不记仇，对于曾经欲置他于死地的同僚，人家得势时，不卑躬屈膝，人家时，也不落井下石，且总记着人家的好。

　　东坡和章惇年龄相仿，年轻时曾是好友，终因改革的推进而失欢。绍圣元年(1094)，宋哲宗起用章惇为宰相，鉴于自己曾经遭到反对派的攻击、贬谪，章惇在复行新法的同时，还大肆对反对派进行报复。他不仅把已故宰相司马光的牌坊拆了，把朝廷赐司马光的碑文磨平了，还动员十几岁的少皇帝下诏对司马光掘墓鞭尸，其品格之卑劣，手段之残忍，实属罕见。因为东坡曾经明确反对过变法，同样被章惇划归反对序列，毫不手软。于是，东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州市)，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东坡习惯了贬谪的日子，无论怎样恶劣的环境，他都优游自乐，精神高蹈，还佳作不断，诗如泉涌。在惠州，他曾作诗：“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章惇见东坡贬谪的日子也这般滋润，触动了敏感的神经，马上又将61岁的东坡再贬至昌化(今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任琼州别驾。

　　世事难料，元符元年(1098)，宋哲宗早逝，宋朝第八代皇帝宋徽宗继位，变法派又一次，章惇被贬岭南雷州(今广东雷州市)，也跌落至人生低谷。章惇的儿子章援在东坡任礼部主考官时中进士，算是东坡门生。章援去雷州半岛探望贬居的父亲时，想绕道拜见东坡，又担心老师记父亲的仇，忐忑之际，他写了一封长信给东坡，表达歉意，希望老师能够原谅自己的父亲。东坡回信说：“某与丞相(章惇)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至淡如水的话，没有怨愤，没有仇恨。东坡认为与章惇“四十年交情固无增损”，他甚至还记得当年章惇对自己诤友般的规劝。不忘人家的好，这就是东坡的做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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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孙宗鉴的《东皋杂录》记载过一桩趣事。元祐初年(1086)，“垂帘听政”的高太后，起用东坡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东坡显赫一时。碰巧，有一个曾经在“乌台诗案”中对他进行过残酷折磨的狱官也在朝，每次见到东坡都支支吾吾，满脸惭色。东坡对此等人，一贯不放心上，但对方每次都闪烁其词，颇有悔过之意，东坡便给他讲了一个笑话：有条蛇咬死了人，被阎王追捕，按律当死，蛇申诉说：“我虽然有罪，但我有‘黄’，能治病，可以赎罪。”阎王赦免了蛇。不久，小鬼牵一头牛至，说它顶死了人，当死。牛辩解说：“我有‘黄’，能活数人。”阎王又赦免了牛。后来，狱吏引一人至，说他杀了人，当偿命。此人学起了蛇和牛，申诉说自己也有“黄”，要求活命。阎王听后大怒说：“蛇黄、牛黄入药，天下共知，你是人，何‘黄’之有?”此人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无别‘黄’，但有些惭‘惶’而已。”狱官听后，脸红地笑了起来。东坡不计前嫌，一段笑谈，原谅了自己的仇人。

　　东坡仕途坎坷，倍受打击，但总能雍容大度，一笑泯恩仇。正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所说：“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