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朱厚照生下来的时候，已经注定将来的君临天下，因为他是由皇后所生的嫡长子，又是独子，生辰八字也特别吉利，在命理上称为“贯如连珠”，主大富大贵，据说同太祖朱元璋的生辰有相似之处。如此根正苗红，这个皇位他想推都推不掉。

　　朱厚照八岁时，在大臣的请求下，正式出阁读书。朱厚照年少时十分聪慧，前天讲官所授之书次日他便能掩卷背诵。数月之间，他就将宫廷内繁琐的礼节了然于胸。父亲孝宗几次前来问视学业，他率领宫僚趋走迎送，娴于礼节。孝宗和大臣们都相信，眼前的这位皇太子将来会成为一代贤明之君，将王朝的中兴大计进行到底。说到此，不由让人想到一句话—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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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真，孝宗病逝后，即位的朱厚照让朝臣们大跌眼镜。他的所作所为哪里像是一个皇帝，分明是个小无赖嘛。幼年的朱厚照爱学习，尊师长，善作诗，能谱曲，俨然一副好孩子模样。即位之后，他的真性格便肆无忌惮地表露出来。他生性好动，我行我素，不拘小节，藐视权威。

　　其实，朱厚照由乖学生到坏孩子的转变是可以理解的。到了明代，中国农耕文明发展到了僵化的程度，在道德治国的理念下，帝国靠各种繁文缛节的礼仪运行，大臣们心中的明君便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是个一头埋在文牍政事中的“宅男”。因此，这帮被先帝托孤的老臣们便开始了对朱厚照的谆谆教诲。然而，正处于叛逆青春期的朱厚照刚刚登上皇位，满以为等待他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自由，谁知却陷入了比之前当太子时还要多的束缚捆绑中。

　　面对这些繁文缛节的羁绊，随心所欲的朱厚照废除了尚寝官和文书房侍从等皇帝的内官，以减少对自己行动的限制。他借种种理由逃避为皇帝而设的经筵日讲，后来索性连早朝也不愿上了，为后来嘉靖、万历的长期罢朝开了“先例”。对于大臣们苦口婆心的劝阻，他是当面点头称是，但转身便忘。

　　对于一个常人，这可以看作是潇洒处世，是追求个;但对于皇帝来说，这则是国之不幸，万民之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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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德三年(1508年)，朱厚照的心思已是紫禁城的高墙所挡不住的了。他不甘宫内枯燥的生活，索性离开紫禁城，住进了皇城西北的豹房新宅，豹房成了他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地。自明朝永乐皇帝起，紫禁城乃是帝权的象征，是中国所有皇帝的寝宫(雍正后，皇帝移居养心殿，日常还是在此处处理政务)，皇帝居住于此，代表的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而朱厚照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里，且终生未归，可以看出他对这里的恨意。他的目的其实就是想挣脱体制对一个皇帝的束缚，然后彻底地享受皇帝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朱厚照对这座皇宫的恨意还可以从另一件事情上得到证实，正德九年正月十六，宫中元宵节放烟花，不慎失火，殃及宫中重地乾清宫。朱厚照见火起，没有下令扑救，反而在豹房兴致盎然地观看，谈笑风生，并回头对左右说：“好一棚大烟火啊!”如此皇帝，真是空前绝后!

　　如此这般荒诞的行为，数之不尽。在宫中开设商家，与宦官们讨价还价，喧哗既罢，就宿廊下;制作大批毡帽皮裘，动员一宫的人穿上，互相扮演鞑子自娱;微服出游，风流好色，甚至差点娶回一个怀孕女子，借以解决自己的无嗣难题……朱厚照的无厘头行径犹如朱明王朝的万花筒，花样百出。曾有朝鲜使臣回国报告朱厚照的举止：“皇帝所为之事，非如陈后主、隋炀帝，而如小儿之戏。”如今，著名戏曲《游龙戏凤》的段子便出自于这位荒诞天子的花边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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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传，武宗朱厚照微服出行，来到了梅龙镇的一家小酒馆。一进酒馆，朱厚照便被店主李凤姐的独特风情倾倒。凤姐亲手烹制了一款美味菜肴待客，“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武宗故意借菜肴与凤姐搭讪。一场风流天子俏佳人的桥段让李凤姐进献的美馔被赐名“游龙戏凤”，正式列入宫廷名菜谱中，这个故事也成为艺人传唱的戏曲名段。

　　对于这样一位荒唐的皇帝，死后他的继任者费尽心思，最后给他定了一个庙号“武宗”，这绝不是从他荒淫好色中来，而是因为他喜动不喜静，喜欢舞刀弄棒。

　　有人说：像明武宗朱厚照这样的人，最好是给他一支破枪、一面烂盾、一匹瘸马，领着一群乌合之众，东讨西征，虽然免不了老吃败仗，但也强似在金銮殿胡闹。

　　这一评价容易让人想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那个疯狂的主人公—堂?吉诃德。评论家如此概括堂?吉诃德的一生：“他终于完全失去了理性。他要去做个游侠骑士，披上盔甲，拿起武器，骑马漫游世界，到各处去猎奇冒险。书里那些游侠骑士的行事他一一照办，要消灭一切暴行，承担种种艰险。将来功成业就，他就可以名传千古。”对朱厚照来说，他基本上可把这段话照单全收。

　　朱厚照在草草学了些兵法之后，自认为得了兵法三昧，于是觉得建功立业的时机已经来到，便自封为“威武大将军”。他的目标是蒙古人，然而，采取“流寇主义”的蒙古人总是不给他立盖世之功的机会，他率军队寻找蒙古人的结果只有一个—扑空。直到正德十二年十月，朱厚照才终于盼到了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得知蒙古小王子部叩关来袭，他非常高兴，亲自布置，希望同小王子大战一场。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明军一度被蒙古军分割包围，最后取得了难得的胜利，史称“应州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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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功宴上，朱厚照说：“这次打仗，功劳最大的就是威武大将军朱寿。”过了好久，大家才明白“威武大将军”就是朱厚照自己。而《武宗实录》中留下的一个数据却是对这次“大捷”的一个精彩的讽刺。据估计，这是一次我众敌寡的战斗，战斗结束之后的统计是：“斩虏首十六级，而我军亡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尤其严重的是随后的一句话：“乘舆几陷”，即朱厚照差点被捉。

　　就是这样一场胜利，朱厚照“以捷闻于朝廷”，大肆宣扬了一番。这确实是一个完全失去了理性的东方“堂?吉诃德”。

　　其实，他更适合生在一个普通人家，在社会上厮混，广结三教九流之辈，过一种毫无束缚的生活，岂不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