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九年，汉献帝的伏皇后被废，“下暴室，以幽崩”，罪名很蹊跷，“阴怀妒害，苞藏祸心”。这是汉末最著名的一段公案，《后汉书》用“假为策”三字作了注解，暗示曹操对这位弱女子下如此狠手，有些莫名其妙。吕思勉先生曾怀疑另有隐情，曹操杀之属于不得已，有为其开脱之嫌。

　　伏皇后的家族势力，恰恰是汉末仅存的一股与曹操不合拍的力量，必须加以剪除。从案子侦办过程与结果来看，大概情形也能反映他的这种心态。

　　建安十九年，汉献帝的伏皇后被废，“下暴室，以幽崩”，罪名很蹊跷，“阴怀妒害，苞藏祸心”。这是汉末最著名的一段公案，《后汉书》用“假为策”三字作了注解，暗示曹操对这位弱女子下如此狠手，有些莫名其妙。吕思勉先生曾怀疑另有隐情，曹操杀之属于不得已，有为其开脱之嫌。

　　此案并不复杂，只是细节经不起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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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汉书》说，董承父女因衣带诏被诛，“(伏)后自是怀惧，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完不敢发，至十九年，事乃露泄。”裴注《三国志》也说，“伏氏坐昔与父故屯骑校尉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辞甚丑恶，发闻。”可见主要证据来自一封书信。那么，伏皇后到底写信没？

　　董承的事情，发生在建安五年(200年)，伏完死于建安十四年，如果确有这封书信，它是如何传递出去的？汉献帝投靠曹操后，“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曹操的耳目太多了，后宫搞什么小动作，不用过夜，曹操就会知道，那几年怎么没被发现？十四年后又是如何被发现的？

　　伏皇后的父亲伏完，是个学者型官员，深谙保身之道。比如建安元年，他以皇帝老丈人的身份出任辅国将军，仪比三司。但他认为“政在曹操”，自己需要避嫌，于是主动请辞，转而担任一些没有实权的闲职，得以善终。如果确有这封要命的书信，恐怕早付之一炬了，他不可能不为女儿的安危考虑。

　　也许这封信原本就子虚乌有，伏皇后很冤

　　另外，《孝献帝纪》的一则记载也让人狐疑：“(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丁卯，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二皇子。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贵人曹氏为皇后。”算算时间，短短36天，了结一个要案，册立一个皇后，这么短促，曹操急个什么劲呀？问题和目的，大概都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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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建安十八年曹操做的几件事，已然预示了这个结果。其一，将全国十四州合并为九州，以作为丞相驾驭地方的权力；其二，将原来的幽、并二州及司州(今河南洛阳东北)的河东等四郡并入自任州牧的冀州，以进一步扩展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其三，将女儿曹宪、曹节、曹华三姐妹同时送人宫中，封为夫人，以抵御残存且颇为强大的后族势力。

　　斯年春天，他还曾起兵四十万，亲征孙权，旋即退兵，说对方军容严整，难以取胜，好奇葩的借口。我个人以为，他是在试探孙权的实力，刘备远在西南，对中原腹地构不成威胁。这种试探暴露了他的守成心态，——就这么着吧，六十岁的人了，有此霸业，足矣！也正是因为这种守成心态，促使他容不下任何危及其既得权益的力量存在，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也”。

　　伏皇后的家族势力，恰恰是汉末仅存的一股与曹操不合拍的力量，必须加以剪除。从案子侦办过程与结果来看，大概情形也能反映他的这种心态。

　　裴注《曹瞒传》载曰：“公(曹操)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帝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画面感很强很凄惨，一副不容商量的架势。

　　伏皇后的两个儿子被鸩杀，六个兄弟以及宗族百余人被连坐而死，流徙涿郡的，只有十九人，而且都是妇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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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曹操是绞尽脑汁绝其后患的，这是一桩有预谋、分步骤制造出来的冤案。《拾遗记》里说“伏皇后聪惠仁明，有闻于内则”，怕是言不由衷，尤其那个“明”字，简直不着调儿。审时度势，曰明。如果伏皇后在曹氏三姐妹同时晋封贵人的时候，识相些，知趣些，主动让出皇后之位，我不知道曹操会怎么处置啊，反正肯定不至于被偷偷杀死，更不会祸延家族。

　　故事无论悲喜，在此终将落幕。

　　对汉献帝而言，可资利用的宦官，早已成为历史，如今外戚势力也流水落花春去也，仅有的翻盘链条完全断裂，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建安二十年五月，曹操进爵魏公，加九锡、建魏国；六年后，曹丕代汉，魏王朝诞生，东汉正朔就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