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远在新石器时代，东南地区的印纹陶文化就已经传播至台湾。春秋时期，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中，就有关于台湾的记载，当时将台湾称为“岛夷”。到了汉代，大陆汉族人称台湾为“东鯷”，三国时代称之为“夷州”。

　　根据《三国志·吴志》记载：230年，孙权派卫温、诸葛直两位将军率领远征水师一万余人渡海到达夷州，由于当时语言不通，又有数千将士因为水土不服病亡，两位将军只得率部返回大陆，同时带走土著数千人。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大陆上汉族人最早的一次去台湾的大规模行动。后来，东吴庙阳太守沈莹写了一本名为《临海水土异物志》书，具体生动地记述了“夷州”和“山夷”的情况。“夷州”指的是台湾；“山夷”指的是台湾当地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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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300多年的分裂，政权频繁更替，战乱连年不断，各个统治集团还无力稳固政权，就更无心顾及一海相隔的台湾了。大陆和台湾的交往也只限于民间的贸易交流，一时间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因为有台湾海峡的阻隔而变得有些疏远了。

　　见于现存历史文献上的有关和台湾的第二次接触，发生在隋代。隋代称台湾为“流求”。关于台湾和大陆这时期的相互往来，可以从《隋书》的文献上得到证实。

　　隋炀帝（569~618年），即杨广，隋代第二位皇帝，604~618年在位。在位时期，他营建东都洛阳，开掘运河，修筑长城，开辟驰道，三征高丽。隋炀帝不但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同时他也是一位有志于“海上远略”的君王。《隋书?流求传》记载：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海师何蛮等言，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稀，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隋炀帝虽然没有急于表态，但内心还是蠢蠢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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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根据海师何蛮奏报，“命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这一次到了流求国后，因为言语不通，只是掠一人而返。对于这样一个结果，隋炀帝深感不满。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复遣朱宽招抚流求，流求王不从，朱宽取其布甲而归。”“布甲”，流求人用苎麻纺成布后编织的铠甲。两次和平招降不成，隋炀帝有些恼火，决定以武力征讨。

　　《隋书·陈棱传》记载：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陈棱拜武贲郎将；后三岁（大业六年，610年），与朝清大夫张镇州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随后发生的事情，在《隋书·流求国》中有所记载：“初，棱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渝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棱击走之，送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

　　带着隋炀帝对流求“先礼后兵”的方针和策略，肩负皇帝对自己的重托和厚望，陈棱再次漂洋过海来到流求。由于招抚行动受到了当时流求统治集团的强烈反对，流求王欢斯渴剌兜甚至派兵对抗，拒绝接受“招抚”。和平解决流求问题的计划后，陈棱只得率军用武力迫使其臣服，结果大败欢斯渴剌兜兵。陈棱乘势攻破流求王的都城，杀死了流求王欢斯渴剌兜，并俘虏了一万七千人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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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炀帝杨广对台湾的征伐，不过是当时我国的封建统治者对台湾的一种短暂的经略行动而已。隋炀帝解决台湾问题的目的在于让台湾臣服，让台湾人民知道当今天下是大隋的天下，其中多了一些天朝霸气，少了一些人文关怀，没有考虑打下台湾来以后，该怎么管理台湾和发展台湾，而只为逞一时之能，泄一时之愤，所以使隋炀帝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变成了“虎头蛇尾”，甚至有些徒劳。由于没有留下驻防台湾的军队，没有设置相应的官府机构，没有真正把台湾和台湾人民放在心上，随着军事行动结束，大陆武装离开台湾后，台湾与大陆的政治接触又重新被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所阻隔。尽管如此，隋炀帝对台湾的行动，毕竟给后来的历朝历代统治者，提供了进一步了解台湾军情、民情的机会，为台湾后来的归附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