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归去来兮辞》，令人们对陶渊明不满官场黑暗的毅然辞去而拍案叫绝，之后写出的名篇《桃花源记》，更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所向往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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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留存后世的作品很多，唯这两篇的影响最大。诚然，要不是那天听说上级有人来检查工作这件事，断然出不了这传世之作。

　　综观陶渊明的一生，其实他还是个喜欢官场的主儿，先后换了五个岗位，职务也不算低，何以在接到上级来检查工作的通知时突然弃职呢?

　　一直以来，陶渊明很看中自己的出身，标榜陶家是唐尧的后代。事实上，他的祖父陶侃是个少数民族，祖上浔阳陶家跟唐尧尤其陶叔、陶舍、陶青等不可能有血缘关系，不是一个氏族派生下来的。这次下来检查工作的督邮王凝之是正宗的贵族之后，其家族助晋室南渡建立东晋于江南建康(今南京)，与陈郡谢家同为东晋著名家族，父亲王羲之是副省级干部，督邮相当于现在的市长助理。生性张扬的王凝之固然也不是好伺候的主儿，他举止粗鲁，经常口出狂言，当然看不起彭泽小县令。陶渊明不会想不到，惹不起，躲得起。但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下级是永远躲不过上级的。但腿长在我身上，挂印走人，让你这辈子没法在我陶某人面前显摆。

   陶渊明后来虽然纸上说，我堂堂县令还要侍候乡里小人。可内心深处那根筋，表明的不仅仅是清高，而是要表明自己的世族身份感，看不起督邮。这说明，他的门阀心态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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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陶渊明自己的话说，当官是为了养家餬口，辞官是自己不满官场黑暗。事实并非他说的，从有史可查的履历看，他一直想当官，只是不谙做官之道，官越做越小，从江州祭酒到桓玄、刘裕、刘敬宣手下的参军，再到主政一方的县太爷，每次都是主动出仕又主动辞职，一次次炒老板的鱿鱼，还认为老板不好。其实，他哪里想归隐，好不容易走后门弄来的县官，屁股没坐热，就有小人来烦，他才不甘心为小人服务呢。既然认为督邮是小人，那么他出身高贵的大人为何要与小人一般计较呢?说白了，还是陶渊明底气不足，谈官没人家大，谈家族没人家显贵。正是这种自卑的心理，使得他想象中不能在王督邮面前挺直腰杆，逃而避之是最佳选择。前四次是辞职，辞职是要履行交接手续的。这次不是，大印往桌上一放，脚底像抹了油，弃而溜之。

　　还有一个原因。文人有些学问，读的书多，对历史了解得太多。不像那些表面斯文、举止儒雅的政客，打击对手、排除异己杀起人来眼都不眨，而且六亲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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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呢，要么一走了之，要么任人宰割。还常常死要脸，即便生活陷入绝境，也不太愿意向别人乞讨，脑子里总是一根经，喜欢的事情往往会一意孤行。陶渊明也一样，义熙四年(公元四○八年)一场意外火灾，把房屋烧成一坯焦土，使他的生活陷入赤贫、窘迫的境地。于是，他企图借“天命”和喝酒来诠释自己的悲剧人生。景平元年(四二三年)，老友颜延之经过浔阳，临走留下两万钱，他没有将这些钱补贴家计，全部存在酒家，供自己饮酒。作为男人、丈夫和父亲，他做得极不负责任。正所谓，借酒浇愁愁更愁。《桃花源记》等名篇的创作，正是在这种借酒稀释内心痛苦、渲泻怀才不遇的心境下写成的。

　　如此看来，陶渊明弃官归隐的举动，就不是正常行为了。当然，这些事跟他留下的文学遗产比，丝毫不影响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摘自香港《大公报》文/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