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借“红歌”向洋人炫耀朝廷财富和实力
一七九三年九月十八日,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请英国使团代表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看戏。演出从上午八点持续到十二点,共演了八出戏。
官方的记载里仅几个字:“带至西边廊下观剧。”幸亏马戛尔尼有写日记的习惯,我们得以重现当日的场景:皇帝面对戏台坐在正中,观众两侧侍立。皇帝的内眷们坐在上面的包厢,用帘子挡着。斯当东的儿子、十二岁的小托马斯被太监领进包厢,以便从未见过外国人的女眷可以近前观看。
前一天是皇帝的八十三岁寿诞,使节们被邀请参加了各种庆祝活动。在英使笔下,耄耋老人外貌高贵,举止优雅,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二十岁。就在两年前,朝廷派福康安率军进入,打败了入侵的廓尔喀(今尼泊尔)王朝。清军凯旋之日,乾隆写下《十全记》,津津乐道于自己继位五十七年间在边疆地区的“十大武功”,并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石为碑,以志大皇帝的丰功伟业。如今,连万水千山之外的英吉利也来“朝贡”,乾隆的喜悦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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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藩属朝贡,大都在宫中最重要的日子:一阳之始冬至、一年之始元旦和人君之始万寿。如今马戛尔尼来华谋求商务利益,恰逢皇帝万寿,经广东巡抚郭世勋奏闻,就变成了下国上贡。英吉利国被归入“边塞夷王酋长”一类。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写给两广总督的咨文,则被翻译凭空捏造了英王“素沐皇恩”“惶恐不安”“慕顺之心”等用语。难怪咨文被送呈御览时,皇帝龙颜大悦,认为英国“情词恭顺恳挚”,批准了其遣使请求。
马戛尔尼在日记里说,最后一出戏是大型哑剧,海洋和陆地上的动物出没。使节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其寓意是大地与海洋的结合。学者叶晓青从清宫档案里披沙拣金,发现了这出戏的剧本,实为昆剧《四海升平》,为当日倒数第二出。这是乾隆专为英国使节来访而编写的朝贡戏。档案中发现的戏本上,还留有乾隆的朱笔点校,把戏末“庆祝”改为“庆贺”,更显雅致。
剧本开始,是文昌帝率十六星神由金童玉女从仙楼引领出场。文昌的唱词,毫不吝啬地把《尚书》《诗经》《论语》等经典中赞美上古圣贤帝王的辞藻,献给当今圣上。他接着提到英吉利“朝贡”之事:“故有英咭唎国,仰慕皇仁,专心朝贡。其国教之越裳,远隔数倍。或行数载,难抵中华。此番朝贡,自新正月启舶登程,六月已抵京畿矣。”至于英使能顺利抵达,端赖大皇帝的文功武德,“此皆圣天子,仁德格天,所以万灵效顺,非有神灵护送而行,安能如此迅速。载之史策,诚为亘古未有之盛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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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隆眼中,并非传统朝贡国的英吉利,遣使节渡海而来,大大满足了他的骄傲心理。事实上,天朝尊严不仅是一种意识,也深深内化为一种体制。在皇帝和大臣们的意识中,他们认同一种想象:中国不是一种现实,而是一种模式。这模式需要用虚骄来维护,而礼仪和庆典皆为其中的一部分。朝贡庆演戏文华丽空洞,全凭排场取胜,朝廷借此炫耀财富和实力。以“夷狄”身份入主中原的清廷,要树立自己天朝上国的宗主地位。
与虚骄意识相连的,是对“夷”与“狄”的保守防范。乾隆在御制诗中吐露心声,“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正是要限制中西往来,扼守华夷之辨。在写给乔治三世的敕谕中,乾隆告诉英王,如果你们“仰慕天朝”,想来“观习教化”,完全不必要派人来京,因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你们自有风俗制度,学了天朝礼法亦属无用。
对此,马戛尔尼倒也不是毫无察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皇帝禁限的真正目的,是担心中外交流增多,不利于维持皇威,那些顺民们亦将不再俯首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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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荷兰使节来访。他们发现,皇帝已具备了老年人的一切特征:眼睛常流泪,抬眼皮有些困难,面颊松弛并耷拉下来。乾隆老了,他和他的臣子们既无足够的知识资源,也没有足够的动力,来突破传统的模式。
制度依赖惰性不停运转,《四海升平》也会继续上演。嘉庆删除了马戛尔尼来访的内容,换作平闵粤沿海叛乱的功绩;到了光绪朝,只是将圣天子字样改做“圣母训政”,英吉利“朝贡”已成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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