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持续已久的文化现象，关羽崇拜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积淀为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关羽崇拜离不开关羽形象的塑造。关羽形象的塑造有文学、戏剧、曲艺、图像等多种形式，其中图像最方便易得、最流行普及，因而对关羽形象的建构也最复杂多元。尤其是，不同历史时期艺术家的各种创作，体现了时代的特点，切合了群众的需求，使关羽形象深入人心。

　　真实人物本身并非完美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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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存在多神崇拜，历史、戏剧、神话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凡能解困消灾、增福添利的都有可能受到崇拜。但只有对关羽的崇拜超乎寻常，不仅长盛不衰、香火鼎盛，而且遍及全国乃至海外。他被尊为“武圣”，风头甚至较“万世师表”的孔子有过之而无不及。清人赵翼曾感慨：“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

　　关羽为何会受到古往今来国人的普遍崇拜呢?毛宗岗认为，《三国演义》塑造了智、义、奸三个奇绝人物，关羽即为义绝，“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是古往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因此，尽管关羽作为真实的历史人物并非完美无缺，史称其“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但他身上所被赋予的忠、义、仁、礼、信、勇等品德，却是中国传统社会所向往和追求的。

　　大体说来，中国的关羽崇拜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一名战将，关羽在荆州和蜀地民间被盖庙祭祀。

　　第二阶段是隋唐时期。佛教介入民间的关羽崇拜，制造关羽显灵传说，封其为护法神，而官方也将之作为诸多武将之一配享武成王庙。

　　第三阶段是宋元时期。道教、儒家追随佛教，分别将关羽列入自己的信仰或学说体系之中，使关羽崇拜不仅仅处江湖之远，而且居庙堂之高。宋朝皇帝还为关羽赐庙额，初封忠惠公，再多次封王，成“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元朝皇帝除继续封王外，还“遣使祠其庙”，以至于关庙林立，遍布城乡。

　　第四阶段是明清时期。尽管明朝官方也敬关羽如神明，祈求其佑护海疆，但并未给予特别的待遇。倒是清朝十分尊崇关羽，还在关外时就已立庙祭祀，并赐庙额“义高千古”。入关后，更是将关庙载入祀典，岁时致祭，并不断制造关羽显圣的故事，予以加封。从顺治九年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起至光绪五年，累封字数达到26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

　　君王好高髻，城中高一尺。清朝历代皇帝对关羽的垂青和抬爱，把全民的关羽崇拜推向了高潮。嘉庆初年，洪亮吉流放伊犁时，就见到当地凡有人家集居的地方必有庙，庙必祀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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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阶段是民国时期。虽然帝制被推翻，但关羽崇拜依然继续。民国三年，袁世凯下令将关羽和岳飞合祀武庙，凡军人宣誓大典都要在武庙举行。

　　从令人畏惧到忠义勇的化身

　　关羽从一名武将被推上神坛是一个人为的渐进过程。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文化现象，反映了千余年来民众的心理诉求和价值取向。既然将关羽尊之为武圣，奉之为神明，那必然要供奉关羽像，才能够顶礼膜拜，于是便出现了许多画作和雕像。

　　关羽画像的最早记录出现在《三国志·于禁传》中。据载，魏文帝曹丕趁于禁拜谒曹操高陵时，预先令人在陵屋中画关羽水淹七军生擒于禁事。于禁见后，羞愧发病而死。但文中没有叙述关羽的样子，其真容如何不得而知。此后，相传唐代吴道子、五代后蜀赵忠义等都曾画过关羽像。据此，清代学者俞樾推断至迟至五代时关羽图像已经盛行。但严格说来，别说五代，就是宋元时期的关羽像，至今都难得一见。

　　不过，借助文学作品及戏剧舞台，约略可以弥补一些缺憾。根据唐宋笔记小说，在宋以前，关羽虽然具有神力，能够显灵，但主要是以厉鬼的形象出现，人们“惧神之灵，如履冰谷”。由此可以想象，关羽的形象不会好到哪里去。

　　入宋以后，中国的政治文化出现转型。刚刚经历的一场乱世，不仅破坏了汉唐以来的社会权力结构，而且改变了人们的文化思想观念，关羽由此从令人畏惧逐渐转至受到敬爱。宋孔平仲云：“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道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某，辄为之泣下，属弄者且缓之。”影戏只是宋代兴起的“说三分”行业的一种形式，此外还有说书、杂剧、传奇等。这些俗文学样式塑造了不少三国人物，“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关羽的形象自此日益丰满起来。

　　随着宋代民族斗争的加剧以及理学正统观的兴起，蜀汉成为正统，关羽更被作为忠、义、勇的化身广为渲染。同时，宋朝皇帝对关羽多次追封，又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于是，在《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里，关羽被有意美化和神化，其形象为“雄赳赳九尺二寸虎躯立，枣红脸儿，圆睁睁丹凤眼，左右紧横卧蚕眉，三绺美髯过玉带”，舞台扮相则是“蟒衣曳撒、红袍、项帕，直缠、褡膊、玉带、带剑、三髭髯”。

　　历代文人共同创造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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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是一部集《三国志》以降的史书、平话、传说、杂剧之大成的通俗小说，被金圣叹评为“第一才子书”。作者罗贯中将历史上的各种关羽故事进行加工整合，赋予关羽忠义品质和儒者气象。同时又不过分溢美，也写他的缺点和错误导致其兵败被杀、身首异处，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惋惜。在不以“成败论英雄”中，世人对他更加敬重和爱戴。

　　由于罗贯中对关羽的刻画“故事有趣、情节生动，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符合人们的理想和想象，所以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皆喜闻乐道。诚如清人王侃所言：“《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

　　在《三国演义》中，关羽的艺术形象进一步定型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随着小说的风行，关羽高大、红脸、美髯、丹凤眼、卧蚕眉的外在形象便深深地定格了。这个形象实际并非一人之力，而是成于众手，乃历代文士、艺人等共同创造的一个理想的偶像。

　　在创造这个偶像的过程中，除不断改进的外形设计外，人们还逐步为关羽编造了一些附属元素，使其形象更加鲜明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穿戴方面，头裹青巾，衣着绿袍;用具方面，坐骑为赤兔马，兵器为青龙偃月刀;随从方面，有周仓、关平伴随左右，通常是前者持刀、后者捧印。这些元素在《三国演义》中全部得以展现。毛宗岗在《三国演义》写至关羽兵败被杀时评论：“平也、仓也、马也、刀也、巾袍也，皆宜与云长并垂不朽者也。”可见，关羽的形象经《三国演义》塑造后便典范化了，而“平也、仓也、马也、刀也、巾袍也”作为标配一样模式化了。

　　如今可见的最早关羽画像，是1909年出土的金代版画《义勇武安王》。这幅画描绘的是关羽指挥作战的场景。关羽居中坐在靠背椅上，威武坚毅，双手握拳放在膝盖上，眼睛紧盯前方，似在一边关注战场上的瞬息变化，一边听前立两战将汇报战况。关羽背后立着三员将领，一人捧印，一人擎着关字旗，一人紧握青龙月偃刀，背景则是松树、岩石等。

　　从画面内容来看，可以看出四点内容：一是版画以“义勇武安王”为题，表明关羽已被封王，但画中并未赋予其王的扮相，仍然如实反映关羽本来的战将身份;二是至迟在金代关羽已是“丹凤眼，卧蚕眉，五绺美髯”的形象，比《三国演义》所描写的“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早;三是构图以关羽为中心，其他人如众星捧月般环绕在四周;四是关平捧印、周仓握刀的组合已经出现。这种画法后来得到延续，成为关羽画像的一个基本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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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武将演绎为儒士财神帝王

　　到了明代，朝廷注重关羽的军事能力，希望他能够帮助镇抚海疆、佑护百姓。因此，明代画家延续金代的画风，着重表现关羽作战神勇的一面。宫廷画家商喜的《关羽擒将图》即是如此。该图取材《三国志》，描绘关公水淹七军、生擒庞德的故事。图中，关羽坐在岩石上，身材魁梧，双手抱膝，内着盔甲，外披绿袍，“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其他人分布在周围，且身材比例相对较小;画的背景是松树、岩石等，这当然是为了映衬关羽的伟岸和威猛，但也与文人画的流行有关。

　　文人画追求意境，专以山水、花鸟等为题材，自唐代出现后，逐渐被文人推崇，成为画坛主流。所以，为了追求所谓雅趣并跻身文人画行列，很多画作往往会以山水入画，这在关公画像中同样体现得比较明显。金代关羽版画及商喜《关羽擒将图》都有山水画的内容，但好在全图重在突出关羽，因此没有喧宾夺主。与此相反，明代另一个画家李士达的《关壮缪立马图》显得有些另类。在这幅图中，关羽骑马，周仓肩扛青龙月偃刀紧随其后，背景却是崇山峻岭、缭绕的云雾、潺潺的溪流以及高耸入云的松树，使得作为主体的关公显得渺小，似乎有本末倒置之嫌。

　　进入清代，关羽受到更广泛的喜爱。有关画作不仅数量多，而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关羽的形象也呈现多元性，有战将、儒士、财神甚至帝王等。丁元公《关公像图》描绘的是作为武将的关羽和周仓立于云端的情形。此图构图简洁，作为背景的白云除了点明地点外，还使整个画面富有动感，烘托出关羽作为战神、武圣的形象。焦秉贞三国人物册页中的“关羽像”则是儒士打扮——头戴蓝色雷巾，身穿圆领绿袍，手抚腰带，面色红润，略带笑意，俨然一位饱学之士。焦秉贞是宫廷画家，他创作的关羽应该反映了当时清朝帝王对关羽的想象和认知，即关羽是个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儒将。

　　清代年画《上关下财》则把关羽塑造为财神形象。关羽在民间深受欢迎，各行各业争相奉之为保护神，财神即为其中一种。财神原有好几位，基本都是文人，关羽加入之后，遂有文武之分。身为武财神，关羽有被单独供奉的，也有与文财神一起被供奉的。这幅年画属于后一种，图中关羽是帝王装束，端坐龙椅上，神态安详，气象庄严。因为“关”和“官”谐音，因而还有官运亨通、财源广进的寓意，在民间很讨口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