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说朱元璋的功过是非，是回避不了他的“恐怖政治”(吴晗语)的。如果说，明朝初期的“洪武四大案”在历史上尚有争议的话，那么发生在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则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冤案。

　　关于“南北榜案”的历史记载不少，本文选用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科试考》，此文集是明代著名史学家王世贞记录明朝史事的私人著述，该书记载的明朝典故考订周详，被时人比之为一代实录。文集中的《科试考》卷记载了这桩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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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武三十年(1397)，科举会试(丁丑科)在全国举行。朱元璋命令翰林院学士刘三吾﹑吉府纪善白信蹈为考试官，当时录取了宋琮等五十一人。经朱元璋当廷面试，赐闽县陈安(安阝)为第一名﹑吉安尹昌隆、会稽刘谔分别为第二、第三名。这五十一人中没有一个人是长江以北的人，于是，那些没有考取的北方人上书朱元璋，说刘三吾等考官都是南方人，只为他们各自的家乡，是营私行为。

　　朱元璋闻之大怒，命令儒臣们将那些落榜者中文理稍微强些的人再录取一部分，并指定侍读张信﹑侍讲戴彝﹑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司经局校书严叔载﹑正字董贯﹑长史黄章﹑纪善周衡、萧揖，以及刚刚经廷试取录的陈安﹑尹昌隆﹑刘谔，每人各批阅十份试卷。进过认真查阅考卷，北方举人确实没有一人能及格，全国科举会试是公正的。

　　但是，北方举人还是上书告状，说刘三吾﹑白信蹈指使张信等人只查不及格的卷子。朱元璋更是大发雷霆，亲自出题主考，录取了韩克忠﹑王恕﹑焦胜等六十一名原来不及格的北方人，并授予第一名韩克忠为翰林修撰，第二名王恕为编修，第三人焦胜为行人同副，进士陈性善为行人，陈诚为检讨。考官白信蹈等都被肢解处死，刘三吾以年老被发配边疆充军，只赦免了戴彝﹑尹昌隆、陈安、刘谔，任命他们为司宾司仪署丞，后来又遭诛杀。宋琮被任命御史，后以检讨掌助教官辞退。

　　另据史料，洪武三十年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三人为“蓝玉余党”，尤其是抓住了刘三吾十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旧账，认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涉案诸官员皆遭到严惩。刘三吾因年事过高，发派充军以老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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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因他被告发说曾得到刘三吾授意，与白信蹈以及同科试官二十多人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刘三吾所选五十二名南方贡士全部罢黜，名列榜首的考生陈安以行贿罪问斩，至于受牵连者不下千人。六月份，朱元璋亲自复核试卷，开出了一个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录取名单：五十一名中榜贡士，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无一名南方人。

　　洪武三十年发生的“南北榜案”又称“春夏榜案”(因为丁丑科二月会试，六月殿试，故称“春夏榜”)，其实并不是一场科举舞弊与反舞弊事件。据后人分析，就主考官刘三吾来说，他徇私舞弊的可能性极小。当年正处在“蓝玉案”的非常时期，蓝玉案株连甚众，无数官员，此次科举结果无疑将对朝局产生微妙影响。正因其重要性，在主考官的选择上，朱元璋煞费苦心，经反复斟酌，终圈定了78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

　　刘三吾在当时可谓大儒，此人是元朝旧臣，元末时就曾担任过广西提学，明朝建立后更是多有建树。明王朝的科举制度条例就是由他制订，明初的刑法《大诰》也是由他作序，此外他还主编过当时中国周边国家的百科全书——《寰宇通志》。《明史》称其“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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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选择刘三吾为主考，既是对其认可，也是对这次科举的期望。况且，耄耋之年的刘三吾深知朱元璋严酷暴虐的性格，其手段之残忍，株连之广泛，足令刘三吾等官僚战战兢兢，惟恐祸从天降，哪里敢为包庇南方人这种无价值的小事，去触犯暴君的逆鳞呢?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经过两次复查，证明这次“春夏榜”无舞弊行为后，还是狠下毒手，残杀无辜呢?其实，朱元璋此举的真实目的，无非是抓住南北榜案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笼络尽可能多的士人来为自己服务。这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