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五代时，天下乱离，纪纲颓靡，帝王常命四川、广西等地进贡鸩鸟、蛇头、胡蔓藤、钩吻草等草药的毒汁，杀害胆敢有贰心的大臣。

　　金庸的小说里经常有上级通过毒物来控制下属的手法，比如天山童姥的生死符、日月神教的三尸脑神丹和神龙教主的爆胎易经丸。金庸写小说向来以史为镜，可见这种现象在史上真的存在过。在封建社会讲究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皇帝与群臣实际上就是主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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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对大臣打廷杖、斩首、凌迟、“火烧庆功楼”、株连九族，以威吓使其臣服不生二心只能算是常规手段；而某些帝王另辟，用毒药戕害官员，让臣下为他尝有毒之药。且又能充当“试剂”只用，图自己长生不老。

　　没有一个帝王不想活到万岁千秋，这就给方士进各种丹药以邀宠开了方便之门。据王明清《挥尘余话》卷二记载，宋朝有个叫王定观的人，很有才学，政和末年，在朝中做官。一日，他忽然被召进宫内，宋徽宗赵佶说；“朕近来找到一位异人，能制丹砂，花了一年功夫，炼成一粒长生不老丹，色如紫金，你先吃下去，试试药性如何。”

　　可怜王定观蒙在鼓里，以为皇帝如此信任自己，是莫大的恩宠，于是欢天喜地，立即取药吞下。不料才下咽，便觉得“胸间烦燥之甚”，顷刻间竟“烟从口出”，“急扶归，已不救”，一命呜呼。

　　此类丹药，内含金石，其性，毒性甚大，可谓不是毒药，胜似毒药。明穆宗朱载垕服了此类丹药后，“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可见药性之烈，骇人耳目。朱载垕健康日坏，自然是咎由自取，活该；而王定观则纯属宋徽宗的，实在是个悲剧。

　　但这样的牲牺品，并非绝无仅有，名气最大的恐怕要数明朝大名鼎鼎的严嵩了。此公历来被视为奸相，近来有的学者主张为他翻案，这是学术问题，这里姑且不论。不过，当你读了他的一些奏疏后，是不能不摇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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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皇帝酷好神仙方术，荒淫无度，不断服用稀奇古怪的丹药，而事先往往让严嵩先试服，严嵩便将服后的感觉，逐一上奏。请看嘉靖三十五年(1556)六月十日严嵩的奏疏：“伏蒙圣问服药一件，仰惟圣慈惓惓轸念，勉臣以大道难迂，天高地厚之恩……无任感激。臣昨岁八月服丹只五十粒，乃致遍身燥痒异常，不可以忍……至冬发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其热始解……臣……惟一意尽忠报主，以祈天之佑而己，伏乞圣明俯察。”(《嘉靖奏对录》卷十)

　　此时的严嵩，已是七十七岁高龄，身为内阁首辅，他不但没有力谏嘉靖皇帝的荒唐行径，反而感激涕零地念叨所谓“天高地厚之恩”，甘心身试丹药，因此，虽然付出了血的代价，终究不值得同情。

　　严嵩的身体素来很好，暮年仍颇顽健。时人曾记载，尽管他年已七旬，但“耳目聪明，步履轻健，颜色清和。”(明·韩邦奇：《苑洛集》卷二)显然，若非严嵩体质特好，恐怕早就由活“试剂”而成为死“试剂”了。然而，严嵩毕竟未得善终，被罢官、放逐，“乞食不得，放逐以死。”

　　直到清代，雍正皇帝仍在挖空心思地访求毒药及解毒之方，有关的朱批谕旨，至今还保存完好，堪称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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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雍正三年(1725)，他曾密谕广西巡抚李绂：“近闻贵州诸苗之中，狆苗之弩最毒。药有二种：一种草药，一种蛇药。草药虽毒，熬出两月之后，即出气不灵。蛇药熬成，数年可用。单用蛇汁，其毒能止溃烂，仍有治蛇之药可医。更有一种蛮药，其名曰‘撒’，以此配入蛇汁敷箭，其毒遍处遇流，殆不可治。闻此‘撒’药系毒树之汁，滴在石上凝结而成……其树颇少，得之亦难……尔等可着人密行访问此树，必令认明形状，尽行砍挖，无留遗迹。既有此树，亦应有解治之法。更加密密遍处访询，如有解毒之方，即便写明乘驿奏闻。”

　　你看，雍正皇帝对毒药的兴趣，何其大也！民间流传雍正皇帝杀人用“血滴子”，历史文献并无记载，但看了上述雍正的密谕，就可知道，民间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联系到雍正在翦除(包括其兄弟)时的心狠手辣，他访求毒药的目的，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