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咸平五年，即公元1002年，发生了一桩震惊朝野的事件：两位当朝宰相双双被降职，向敏中罢为户部侍郎，张齐贤则责授太常卿、分司洛阳。说起其中的缘由，实在让这两位大宋高官顿失光彩，竟是因为这两位堂堂宰相大人争娶一位寡居的富婆而因起的。那么，这个寡居的富婆究竟是谁的遗孀?两位堂堂大宋宰相为何深陷这起并不光彩的“富婆门”?这位福婆的名下又究竟有多少惊人的财产，竟让两位宰相宁愿丢官降职也在所不惜呢?

　　说起来，这位寡居的富婆，是北宋左领军卫将军薛惟吉的遗孀柴氏。薛惟吉之父是宋太祖时期的宰相薛居正，薛居正也是中国最著名的二十四史中《旧五代史》的主编。这位才子娶了个“妒悍”的妻子，虽然没有生下一男半女，但是，却不准薛主编接近家中的婢妾，结果只得收养一个儿子，取名为薛惟吉。薛居正对这个养子十分溺爱，以至于薛惟吉变成了一个整天作乐、不问世事的不肖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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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居正死后，宋太宗赵光义亲往吊唁，特意问道：“不肖子安在，颇改行否?恐不能负荷先业，奈何!”薛惟吉在旁边“惧赧不敢起”，由此改过自新，“能折节下士，轻财好施，所至有能声”。但他跟父亲一样，治家无方，结果死后不久家中便闹出沸沸扬扬的“富婆门”事件来。

　　其实，柴氏是薛惟吉的后妻，年纪轻轻就过起了寡居的生活，膝下无子，生活十分孤独寂寞。再加上她平时就跟薛惟吉前妻的两个儿子薛安上、薛安民不和，于是，她便有改嫁的念头。柴氏择定的人选是当时著名的大肚宰相张齐贤，这位宰相“体质丰大，饮食过人”，特别喜欢吃肥猪肉，每顿都要吃好几斤。

　　张宰相跟柴氏暗中商定婚约，还派人派车来接她。这一来引起了薛安上的不满，一状告到开封府，说后母要卷走祖父、父亲两代累积的大笔家产。开封府一听此案涉及当朝宰相，不敢自作主张，赶紧汇报宋真宗赵恒。宋真宗不愿把事情闹大，就派有关部门悄悄审问柴氏，哪知柴氏的说法与薛安上的状词大相径庭。宋真宗只好把这事下发御史台审理。

　　然而，就在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柴氏抛头露面，击登闻鼓反告一状，告另一位宰相向敏中花低价买下薛家旧宅，又曾向自己求婚，自己没答应，向宰相恼羞成怒，遂指使薛安上诬告自己。此前因为薛安上兄弟素来不成器，宋真宗曾下诏不许他们卖掉父祖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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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向敏中卷了进来，真宗只得质问他。向敏中承认确实要花五百万钱买薛氏宅第，而最近也确实遭遇丧妻，但并没有再婚的想法，更没有向柴氏求婚。向敏中买薛氏旧宅，显然属于违诏，但宋真宗看到此案事关两位当朝宰相，就想息事宁人，不打算深究。哪知柴氏不肯罢休，又击鼓提出诉讼，于是此案再度由御史台审理。

　　这一问不要紧，案情变得越来越复杂。盐铁使王嗣宗一向跟向敏中不和，这时也跳出来揭发，说向敏中最近议娶已故驸马都尉王承衍的妹妹，“密约已定而未纳采”。宋真宗询问王氏之后，得知确有此事，就当面训斥向敏中，说他太不诚实，明明私下里紧锣密鼓地安排再婚的事，居然骗皇帝说没有这种想法。这样一来，宋真宗便认为向敏中说他并没有向柴氏求婚，这说法恐怕也靠不住。

　　但另一方面，张齐贤也并没有打成如意算盘，御史台调查发现，柴氏的状词原来是张齐贤之子、时任太子中舍的张宗诲教她写的，张齐贤显然脱不了干系。进一步审问柴氏的心腹仆人，还发现她埋藏了价值两万贯的金银财宝。

　　不久，由于宋真宗亲自过问，加快了案件审理的速度，此案的真相不久便浮出水面。宋真宗大为震怒，罢去向敏中的相位，降为户部侍郎，出知永兴军;张齐贤责授太常卿，分司;张宗诲被贬为海州别驾;薛安上因为违诏卖房宅，被判笞刑，卖掉的房宅让他们赎了回去，还吩咐御史台、开封府以后随时监督。对宰相的处理意见须以真宗的名义出一份制书，偏巧起草制书的翰林院学士宋白跟向敏中也有点旧怨-他曾跟向敏中借十锭银子，而向敏中并没有出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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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宋白起草的制书下笔就很严厉，有“对朕食言，为臣自昧”之语，向敏中“读制泣下”。至于柴氏，自然也没办法如愿嫁给张齐贤。她还被罚款铜八斤，并且赎回薛氏旧宅的钱就是用她埋藏的那些金贝，可谓“赔了丈夫又折金”。不知道柴氏究竟还有别的什么优点打动了两位宰相，但很显然，他们争着娶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她有钱。理学家程颐就毫不客气地说，两位宰相争娶一位寡妇，无非“为其有十万囊橐故也。”

　　那么，这位寡居的富婆柴氏究竟多少财产呢?据有关资料表明：熙宁五年，即公元1072年，出卖京城汴梁等地的经过灌淤改造的官方良田，第一等的赤淤地每亩两贯五百文至三贯钱;开封房屋租赁比之相当贵，超过外郡，天禧元年店宅务租赁价为每间每天平均一百六十四文，每月四贯四百九十一文。如果按照以上以土地价和房屋租赁作为参照物柴氏仅埋藏的两万贯“私房钱”就足以购买六千六百六十六亩官方良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