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说汉初的功臣，我们常常会想到才华出众的陆贾，但事实上，他在当时只是一位管议论的太中大夫，毫无封侯的可能。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汉初因功封侯的“功”，更偏重奋勇杀敌的军功!尽管陆贾功劳卓著，但谁让他的“功”不是军功呢?所以自然是上不了台面、封不了侯的。

　　这样的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不妨来作个比较：

　　《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的曹参军功：

　　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侯、御史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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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灌婴传》记载的灌婴军功：

　　别破军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国一，郡二，县五十二，得将军二人，柱国、相国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史记·樊哙传》记载的樊哙军功：

　　别破军七，下城五，定郡六，县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将军十二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一人。

　　曹参、灌婴、樊哙的受封是实至名归，别人不敢议论什么，毕竟他们军功显赫。从刘邦起兵开始，诸将的军功都被一一记载下来，因功分封的时候也就少了不少麻烦。不过即便如此，诸将争功的兴头一起，也难免“岁余不决”了。由此也说明，司马迁根据如此翔实的文献所写就的《史记》，其真实性是有保证的。 

　　作为文职人员的随何、陆贾，按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大功之臣，但在汉初，凭口舌所立的功劳不足挂齿。当众人都认可这样一种制度时，随何、陆贾本人也就不觉得自己委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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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样的分封制度是否是一种惯例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萧何、张良等人封侯时的状况。萧何封侯时，刘邦认为他功居首位，因而封他为酂(cuó)侯，封地也最多。功臣们一看，群起反对。这样的集体对刘邦来说还是第一次碰到。大臣们说，我们身被铠甲，手执兵器，久经沙场，多者身经百余次战斗，少者也有好几十次，“攻城略地”，各有多寡，萧何他没有任何“汗马之劳”，没有打过一次仗，仅靠舞文弄墨，发表意见，如今论功反在我们这些浴血奋战的将领们之上，这是为什么(何也)?

　　我们当然了解，萧何的功劳绝对不在这些将领们之下，单就后勤保障这一条来说，已经是不可磨灭的功绩了。若是一两个功臣闹别扭提意见，倒还可以敷衍一下，但这次毕竟是集体(功臣皆曰)，不能不重视!

　　这集体提意见说明什么?说明大家对“功劳”的标准有着一致看法，那就是：一切以军功为衡量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众人的反对也不是没有道理。

　　刘邦面对功臣们的集体，发表了一段有名的精彩演讲，并创造了中国词汇史上两个仅用了一次的词：“功人”与“功狗”。刘邦说，你们见过打猎的吗?众臣回答，见过。刘邦又问，你们见过猎狗吗?大家说，知道。刘邦说，打猎的时候追杀猎物的是什么?猎狗。发出指令要猎狗追杀猎物的是谁?猎人。你们攻城略地，奋勇杀敌，是有功之狗;萧何，则是发指令的猎人，是有功之人。更何况，你们追随我，多则两三人，少则一个人，萧何可是全族数十人都跟着我，这个功，怎么能忘!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群臣自然都不敢再多嘴(群臣皆莫敢言)。

　　“三杰”之一的萧何封侯时遇到的麻烦，位居“三杰”首位的张良同样也遭遇了一番。《史记·留侯世家》里写道：“汉六年正月封功臣，张良未尝有战斗功。”这个“战斗功”就是军功!刘邦心里明白，按照军功封侯的标准，张良怎么也扯不上干系，索性亲自站出来为张良说话：“运筹策帷幄，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 

　　就连萧何、张良受封都能引出这么大的乱子，可见汉初军功封侯的标准着实根深蒂固。所以，陆贾因未立军功而痛失封侯机会，也是正常的了。

　　刘邦的军功封侯顺应了功臣们的诉求，切实地巩固了西汉政权，同时也带来了两大后果：

　　一是形成了西汉初年的军功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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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初的军功阶层，特别是因功封侯的功臣，成为西汉政权的基石，是刘邦后来平定诸侯王叛乱的主要力量。

　　二是军功封侯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

　　像陆贾这样为西汉政权提供统治思想的重要文臣，因为没有军功而得不到分封，这不能不说是制度上的一大缺憾。

　　军功封侯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权宜之策，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想要再立军功对每一位朝臣来说都是难上加难。因此，西汉的封侯制度势必将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

　　军功封侯既然是以军功大小来判定，这就必然会致使没有军功但对西汉政权的建立有过重大贡献的人，与军功卓著的功臣产生利益冲突，并在某些时刻还会表现得异常尖锐。面对两方的不同意见，刘邦下一步究竟会怎么处理呢?